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当前位置: 首页 > 法学研究 > 调研报告
类案在司法推理中的规范化运用研究
  发布时间:2021-06-16 14:34:30 打印 字号: | |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的《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关于促进统一法律适用的工作办法》,设立并推行“类案检索及制作检索报告制度”。然而,类案运用实践与制度规定预期之间仍存在落差,法官们普遍为何、何时、如何使用类案存在困惑。本文从法官的司法推理过程入手,明确类案运用的实践价值、必要情形和规范方法,探析类案运用的规范路径。

一、类案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困境

(一)错位的产生:司法实践与检索规定间存在落差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规定了类案检索及制作检索报告制度。此后,地方各级法院陆续制定了相关具体规定和实施办法。

为考察审判实践中法官实际检索并运用类案的情况,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B市法院2017年至2019年审理的民事案件为样本,分别以“在先案例(在先判决、在先判例)”、“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参阅案例”为关键词,在“全文”和“(裁判)理由”部分进行检索。发现审判实践中运用类案的情况存在以下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裁判中运用类案的整体数量很少。从B市近三年的民事案件来看,运用类案的平均比例仅为0.03%。二是在运用类案的案件中,在裁判说理环节加以论证的比重较低。在上述B市案件中,该比例不超过25%。说明即使案件裁判中涉及类案,也较多存在于当事人提出诉辩意见、举证质证、事实认定等环节,法官极少在裁判文书中援引类案论证法律推理过程。

可见,一方面,从全国到地方,各级法院积极呼吁并要求法官在实践中进行类案检索及参照运用;而另一方面,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真正运用类案,尤其是进行说理的情形却寥寥可数。类案检索规定与类案运用的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 

(二)错位的原因:法官对裁判中运用类案的困惑

为进一步挖掘类案运用现状背后的原因,笔者采用了问卷形式进行调研。经分析发现,法官对裁判中运用类案的实际价值、必要情形和规范方法都存在困惑。

1.为何用:类案运用的实践价值

调查显示,法官对于类案运用的实践价值理解不一致。28.3%的法官认为司法裁判依靠“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模式,不需要运用类案。47.5%的法官认为类案可以提供观点上的参考,但不能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18.3%的法官认为在运用法律过程中,可参考类案加强裁判说理。5.8%的法官认为可将类案裁判结果作为待决案件的裁判理由。

2.何时用:类案运用的必要情形

调查中发现,法官对于类案运用的必要情形缺乏清晰的判断。各级法院的相关文件普遍规定应进行类案检索的情况为下图所示的五类情形。其中,如何判断新类型、疑难复杂、影响重大等,并无统一认识,当遇到这类案件时,是否有必要运用类案,全凭法官自行把握。

3.如何用:运用类案的规范方法

 法官对于类案运用的规范方法,亦不甚明了。有关类案运用的程序,包括启动检索、方式告知、当事人辩论、法官评议等,实践中无同一标准。问卷调查显示,关于类案参照的方法,63%的法官认为仅用于内部评议,无须对外予以体现;37%的法官认为可在裁判说理中予以运用。可见,如何正确、恰当运用类案,实践中缺乏规范指导。

 以上运用类案的种种困惑严重影响了法官在裁判中检索并运用类案的积极性,导致法官在实践中不愿用、不敢用、不会用。为了解决实践中类案运用的相关困扰,首先应对类案的运用价值加以明确,从而厘清运用类案的必要情形,进而规范运用方法。

二、类案在裁判中的运用价值:补强司法推理过程

确定类案的运用价值,需要考察在法官裁判的过程中,类案在何时能够发挥何种作用。法官裁判必须“建立在充分的法律依据与事实理由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合乎逻辑与情理的方式展现出从法律与事实推导到裁判结论的过程”。法官裁判的过程核心是司法推理的过程。

(一)司法推理的逻辑方法:从形式逻辑到实践逻辑

司法中每个案件都涉及三个问题: 确定事实、寻找法律和对事实作出法律上的评价。司法的任务就是解决事实和法律的结合问题,法律规定作为抽象的规范,与具体的案件事实之间如何连接,是法官进行论证的过程,也就是司法推理。推理的传统逻辑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模式,亦称为形式逻辑。法官首先寻找请求权基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固定案件事实,通过演绎推导出结论。

通过审视案情复杂后的推理过程,此时用三段论来表现法官的推理过程,会显得论证不够充分,理由不够详实。何为“扶养较多”,何为“适当的遗产”,法官缘何得出由高某继承涉案房屋的结论,上述疑问有待法官在裁判中作进一步论证。

可见,在某些复杂情况下,即便有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也不能当然地推导出结论。英国当代哲学家图尔敏认为要提供立论——规则、原则、推断或其他,以此作为桥梁来构建论证的步骤,他称之为“正当理由”。而三段论无法反映出论证所需要的这一步骤。此外,按照形式逻辑进行推理,往往得到唯一正确的答案,难以满足生活实践中论证和决策的需要。实践中的论证常常包含不同的具体情境,导致正当理由及结论的不确定性,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可能存在多种可能的选项。故论证实践中,允许主张者为主张证明的同时,也应允许反对者提出质疑。

鉴于此,为弥补形式逻辑无法应对复杂情况的不足,图尔敏将目光投向了生活实践中最常见的法庭上的论证过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结合各方围绕主张进行辩论的法律实践建立起动态的、辩证的、由六部分组成的实践逻辑理论,即“图尔敏论证模型”。

(二)斯蒂芬·图尔敏的实践逻辑:图尔敏论证模型

图尔敏论证模型包括主张、依据、正当理由、支援、限定、反驳六个方面。相比三段论模式,该模型增加了正当理由、限定和反驳。该模型呈现的推理过程中,正当理由用来论证如何从依据得出主张,而限定则描述主张被证立的程度。正当理由越强大、充实,主张在越深的程度被证立。由于主张是有程度限定的,可反驳的,故论证过程是一种动态的、辩证的行为,而辩驳的过程则是正当理由和反驳之间的较量。可以看出,与形式逻辑在不同情境中推理结果的一致性不同,图尔敏的实践逻辑推理在面对不同情境时,可能做出不同的结论,表现出论证过程中观点的冲突和价值的选择。由于该模型结合了形式逻辑与法律实践,更能形象地呈现司法推理的过程,本文借助他的论证模型来描述法官在裁判中的推理过程。

(三)类案运用的必要情形:补强图尔敏模型中的支援、正当理由或反驳

“我国类案不具有普通法系国家的判例那样的正式法律渊源的效力,但是有必要作为推理的依据并在判决书中加以引用。”判例法国家的“遵循先例”原则是:法院先前判决所确立的有效规则对之后法院的判决有约束力,先例所确定的原则或规则具有规范性,之后的相似案件在无足够理由的前提下必须遵循和适用。而在成文法国家,司法判例不同于法律规范,不属于正式法律渊源。发生先例拘束力的不是既有的个案裁判,而是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对某法律问题的答复,即先例中对于法律规范进行的正确恰当的解释、补充或者矫正。

在根据图尔敏模型进行裁判论证的过程中,鉴于作为支援的成文法固有的滞后性、抽象性和开放性,法官在进行法律推理时会遇到法律存在漏洞、法律规定不清、推理结果不正义等情形,此时图尔敏论证模型中的支援、正当理由或反驳需要补强,法官通过对法律进行解释、补充、甚至价值修正,得出正义的结论。然而,不同法官在论述裁判理由、对法律进行广义的解释时,其能力、理解和方法并不相同,此时基于“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原则,法官可从类案的解释与论证中寻找依据。因此,类案运用实际上是一种补强司法推理的方法,而运用的必要情形则是在论证中需要补强支援、正当理由或反驳的情形。

三、司法推理中类案运用的规范方法

根据类案在补强图尔敏模型中的支援、正当理由和反驳三方面的不同作用,类案运用在司法推理中的具体类型分为漏洞补充型、解释补强型、价值矫正型三类。类案的价值在于补强司法推理,法官欲参考类案判决,应在规范程序的基础上,将类案的裁判思路引入说理过程。下面介绍三种类型分别对应的具体情形和论证方法,以及共同的规范程序。

(一)漏洞补充型

1.运用情形:法无明文规定,需要补强“支援”

鉴于法律的普遍性、稳定性与现象的特殊性、多变性之间的矛盾,法律从被制定的时起就必然会存在漏洞。当法官在裁判案件遇到法律漏洞时,其在司法推理过程中难以找到图尔敏模型中的支援。

案例1:华晟学校与明德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此时法官找不到支援,从而难以形成正当理由来论证主张。因为法律关于学校的出资人是否可以查阅学校运营管理资料,无相关规定。故法官需要填补这一法律漏洞,才能完成裁判论证。如何填补漏洞?卢埃林指出,如果法官对无规则可用的全新案件作出裁判,“他们在作出判决时至少要制定一项规则。”因此,法官可将目光投向先前的类似案件,从类案裁判中提炼裁判规则,从而填补法律漏洞,补强裁判依据。

2.论证方法:参照类案论证,填补法律漏洞

“判例的补充作用是在没有明确制定法的情况下,法官通过审理案件将与之接近的规则类推适用于案件事实,扩大相应规则的适用范围”。以案例1为例,由于法律对学校的出资人是否可以查阅学校财务、管理资料无相关规定,需要法官补强相关规则。

(1)检索类似案件:法官为寻找支援可进行类案检索,发现上海佳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诉上海佳华教育进修学院股东知情权纠纷案(简称佳华案),佳华公司作为佳华学院的出资人,起诉要求学院提供财务、董事会和监事会决议等材料供其查阅。

(2)参照类案说理:在佳华案中法院认为,《民法总则》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民办教育促进法》亦规定国家保障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列举了股权等财产权益;《公司法》规定股东享有知情权;《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享有财务资料的查阅权。前述权利均属于法律应保护的合法权益,从法律体系加以解释,举办者作为民办学校的出资人,享有的合法权益应当包括了解和掌握学校办学和管理活动等重要信息的权利,该权利是举办者依法取得合理回报、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重要基础。

(3)归纳裁判规则:佳华案可归纳出的裁判规则是,国家保障民办学校举办者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合法权益。学校的出资人,享有了解和掌握学校办学和管理活动等重要信息的权利。

(4)演绎个案裁判:在案例1援引上述裁判规则,可得出结论,明德公司作为华晟学校的出资人,有权查阅该学校的章程、会议决议、会计账簿等资料。

在这一过程中,法官需要通过“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先从类案裁判中归纳裁判规则,再将该规则作为支援演绎待决案件,进而形成正当理由。

(二)解释补强型

1.运用情形:法律含义不清,需要补强“正当理由”

法律以语言为载体,法官适用时必然需要进行解释,从而明确其内容意义、适用范围、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等,尤其当案件事实处于法律规定的边缘时,“解释者必须借由法律对一些立法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在司法推理过程中,当法律规定的含义范围不清,图尔敏模型中的依据(案件事实)处在支援(法律规定)的边缘地带,法官需要在正当理由中对支援进行解释,从而保障推理的顺利进行。

案例2:M女士与B汽车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这时,需要在正当理由中论述:侵权行为发生后出生的子女的生活费,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即对该条款中“被扶养人”的概念范围进行解释。拉伦茨认为,法律解释的目标就是“探求法律在今日法秩序的标准意义”。而在先类案中法官的解释可以成为后案法官的参照,于是类案关于法律概念的解释可补强后案法律论证中的正当理由。

2.论证方法:参照类案论证,进行法律解释

在裁判中遇到法律规定过于抽象模糊、含义不清、范围不明时,可以参照类案的解释方法对该规定进行解释,再运用演绎推理得出个案结论。“判例的解释作用是指在有制定法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解释法则,将制定法的意义按照一定的推理论证具体化出来,从而能够适用于案件事实。”在案例2中,需要解释侵权行为发生后出生的子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被扶养人生活费”中的“被扶养人”。

(1)检索类似案件:为参照类案正当理由,检索到胡女士与番禺区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简称中心医院案)。该案中,胡女士主张其因2008年9月在番禺区中心医院处手术,导致其腰部受伤无法对意外怀孕终止妊娠,只能于2014年9月生下小孩董某,要求番禺区中心医院向其支付董某的抚养费。争议焦点在于,人身损害侵权案件中,应以何时为准确定被扶养人的范围。

(2)参照解释说理:在中心医院案中,法院认为,第一,《民法总则》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支付被扶养人必要的生活费以“死者生前”这一时间为限。据此,以受害人遭受侵害事实的时间来确定被扶养人的范围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第二,如缺乏时间点予以标记,侵权人将面临责任范围无限扩大的可能,从公平分配损失和风险的角度而言,不符合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立法意旨。第三,如把侵害事实以后出生的子女列入被扶养人的范围,将令侵权人的负债处于一种长期不确定的状态,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第四,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以受害人遭受损害为时间点限制被扶养人的范围在国际上存在立法先例,符合损害赔偿的一般法理。

(3)解释法律规定:中心医院案对于《侵权责任法》所指被扶养人的解释为,以受害人遭受侵害事实的时间来确定被扶养人的范围。侵害事实发生后才怀孕出生的子女,不应列入被扶养人的范围。

(4)演绎个案裁判: 参照中心医院案的解释方法,案例2应认为,M女士在B公司侵权行为发生后怀孕生下的次子,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中的“被扶养人”。B公司无须对该子的生活费予以赔偿。

在这一过程中,法官需要参照类案的解释方法,对支援的含义予以明确,在演绎个案裁判时,补强正当理由。

(三)价值矫正型

1.运用情形:法律未预见不正义情形,需要补充反驳

在图尔敏论证模型中,因为可能存在反驳,所以主张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限定的,用来表明正当理由对主张证明的程度。而反驳则是对依据、支援和正当理由共同推导出的结论的质疑,并提出反对意见,即例外。对于一些包含价值冲突的案件,“过分强调处理法律问题之教条性外观”很有可能“得出非常离谱的结论”。面对这类案件,法官“应当慎重考虑社会后果,擅于运用各种社会、政治的知识和经验,最终做出恰当的判断和行为”。

案例3:姚某与上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上述推理过程已经能够推出主张,但姚某在首次购买12瓶涉案食品后,又分2次大量购买相同食品累计32瓶,该行为不符合消费常理,有通过索赔牟利之嫌。此时,法官需要在严格依照法律条文与实现实质正义的冲突之间,进行价值衡量,用反驳来验证主张的正确性。而类案中对相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的价值矫正,可以为此案的反驳提供补强依据。

2.论证方法:参照类案论证,进行价值衡量

麦考密克认为,法律推理是一种可废止推理。在可废止推理中,人们根据有限的信息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并保留基于更多信息撤回它的可能性,这使得它们呈现出动态性的特征。撤回一个可废止推理的结论通常由于该推理被另外一个推理废止。图尔敏模型便是一个可废止推理,通过正当理由推出的主张,有可能被反驳所废止。通常情况下,废止的理由可能是与其他规范、原则的冲突,或更强的道德理由。此时,法官面临价值衡量,需要在对立的权利主张与利益要求之间进行法律价值上的比对与权衡,以形成个案中有关的行为、利益或权利何者具有优先性的价值判断。在审判中遇到需要价值衡量的情形,法官可通过对比类案对法律规则的反驳,在正当理由与反驳之间进行价值衡量,通过论证得出最恰当的结论。

在案例3中,上京公司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支付惩罚性赔偿;但姚某明知该食品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故意多次、大量购买,欲通过索赔牟利,该行为亦不应得到纵容鼓励。此时需要进行价值衡量。

(1)检索类似案件:为参照类案的反驳,检索到张某诉上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简称上蔬公司案)。张某在上蔬公司购买6枚咸鸭蛋,单价2.2元,通过银行卡刷卡支付6次,开具购物小票6张。该批咸鸭蛋已过保质期1天。次日,张某以同样方式又在该店购买了相同批次的40枚过期咸鸭蛋。张某起诉要求上蔬公司按照每枚咸鸭蛋最低赔偿1,000元计算,共赔偿4.6万元。

(2)参照价值衡量:在上蔬公司案中法院认为,我国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之规定,是出于更好地规范食品生产流通环节、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之目的,而对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之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课以重责。购买者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主张惩罚性赔偿,系行使法律赋予之权利,然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亦应遵循民事诉讼之诚实信用原则。张某于2日内分46次结算购买46枚咸鸭蛋,据此主张惩罚性赔偿金46,000元,与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制度之立法初衷不符,亦有悖于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

(3)反驳矫正主张:该案中,法院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反驳,矫正了以每枚咸鸭蛋赔付1000元的方式计算赔偿金带来的不公,以张某购买46枚咸鸭蛋总货款101.2元之十倍计算惩罚性赔偿金为1012元。

(4)矫正个案裁判:援引上蔬公司案中的价值论证,案例3仅支持其第一次购买的食品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对后续购买的部分不予支持。

区别于“规则导向”的形式逻辑思考方式,价值衡量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导向”的理性思考方式,使法律的形式正义与个案的实质正义得到共同实现。 

(四)推理中类案运用的辩论程序 

在以图尔敏模型为框架的司法推理中,运用类案旨在对疑难案件进行充分论证,从而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而法官的推理过程应当受到程序的监督制约,制约的方式就是辩论。因此,辩论为推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程序。哈贝马斯的法律商谈程序理论认为,法律是一种共识导向下的解决方案动态生成机制,经由交往程序实现整合社会多元和凝聚共识的目的。可见,在司法活动中,活动参与人之间通过平等沟通与辩论,有助于实现意见融合、达成共识。故法官的推理过程不应是法官单向地向当事人说理,而应当通过程序设置构建法官与当事人共同论证说理的辩论平台。

该辩论较庭审程序中的“辩论”环节,含义更为广泛。一是庭审中的辩论程序,即当事人之间的辩论。表现为是当事人关于检索的启动、报告生成、结果运用等问题之不同意见的平等、充分表达,帮助法官形成内心确信。二是庭审后的评议程序,即法官之间的“论辩”环节。在无法形成内心确信时,合议庭结合当事人发表的意见,围绕是否参照类案、参照哪种观点进行评议。意见拟偏离类案观点,或合议庭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应报请法官会、甚至审委会予以进一步辩论,进而实现最终裁判结论。如哈贝马斯所说,真理的要义不在于某个共识被达成这一状态,而在于,无论何时何地,当我们只有进入某个论辩的过程时,才能够达成一定条件下的共识,一个有证立根据的共识是一个建立在更好的论证力之上的共识。

关于类案运用的具体程序,自类案检索程序的启动,到法官对类案运用情况进行评议、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过程,见附图。

 

结语

法官不是一位随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美善理想的游侠。他应从一些经过考验并受到尊重的原则中吸收他的启示。他应当运用一种以传统为知识根据的裁量,以类比为方法,受到制度的纪律约束,并服从社会生活对秩序的基本需要。这一论述恰可作为法官参照类案进行裁判的生动诠释。


 
责任编辑:北京二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