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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衔接视角下行政认定的司法审查规则建构
  发布时间:2021-04-19 11:12:46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

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事实的认定对刑事司法存在重要影响,但实践中刑事认定对行政认定形成过度依赖,面临着行政认定缺乏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权利救济的现实困境,蕴含着涉行政认定案件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重大风险。故而,对行政认定在行刑衔接机制中的地位价值进行科学界定,构建行政认定的统一司法审查规则已成为人民法院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从行刑衔接机制的效益追求和刑事司法的公正保障价值分析入手,厘清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本质区别,论证对行政认定进行独立司法审查的实践进路。在方法论层面,提出行政认定“两阶层”审查规则,区分公文书证与鉴定意见两种证据类型,从主体、程序、格式、素材、结论等方面审查单一证据阶层,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和特定构成要件检验向度审查整体犯罪构成阶层,为法官提供审查行政认定的明确路径指引和统一规则遵循,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合理高效衔接。 

全文共9980字。

主要创新观点:

第一,创新运用效益与公正二元价值理论分析行政认定价值。厘清行政认定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中的功能定位,论证对行政认定进行独立司法审查的实践进路。

第二,提出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实体构成“层次性”区别与程序认定“比例性”差异新理论。科学界分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本质区别,明确行政认定向刑事认定转化的有效路径。

第三,创新构建行政认定单一证据和整体犯罪构成的“两阶层”审查规则。以主体适格、程序正当、格式完备、素材真实、结论准确五项子规则审查行政违法性成立,按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审查特定犯罪构成要件齐备,为法官审查判断行政认定提供明确统一且具实操性的规则指引。


以下正文:

引 言

近年来,“天津老太持枪案”“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等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些案件的争议焦点均指向行刑衔接程序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认定结论与司法机关定罪量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大量行政认定难以通过行政诉讼得到有效救济的现实背景下,刑事司法如何对待行政认定这一问题更显关键。然而,当前司法实践对行政认定向刑事认定转化的规范路径缺乏理论指导和规则指引,导致行政认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刑事认定,忽视了二者因潜在冲突产生的法律适用不统一风险。因此在行刑衔接视角下对行政认定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中的地位与价值进行科学界定,据此构建起刑事司法对行政认定的统一审查规则,已成为人民法院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现状聚焦:行刑衔接视角下行政认定的实践样态

(一)行刑衔接视角下的行政认定界分

行政法中的行政认定是指行政主体对个人或者组织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等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进行承认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在行刑衔接机制中,与刑事诉讼有关的行政认定主要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作出并向司法机关移送或出具的对行政犯构成要件涉及的行政违法事实的认定结论,如公安机关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证券监管部门出具的内幕交易认定函等。

根据行政认定的载体形式不同,可以将其归纳为四种主要类型:一是认定意见、认定函,此为最狭义的行政认定,是行政机关就非技术性的行政法律事实和违法性质出具的认定意见。二是责任认定书,即行政机关依照行政管理权限对事故的因果关系和相关人员的责任作出认定的文书。三是调查报告、移送函、行政处罚决定书,此类材料产生于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初步调查或行政处罚后认为该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向司法机关移送的书面材料。四是行政鉴定,即行政机关对专门性事实问题作出的认定和鉴别。我国的司法鉴定实行登记管理,在许多领域缺少具有法定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的情况下,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由行政机关负责对部分专业问题进行鉴定。 

(二)司法实践场域中行政认定的困境与冲突

行政犯罪名牵涉诸多行政管理领域的专业问题,行政认定往往成为刑事案件的重要证据,同时也成为诉讼控辩的关键核心。然而,当前司法实践对如何处理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的关系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相关案件的裁判标准亦极为不统一,行政认定的适用面临困境与冲突。

一方面,行政认定在行刑衔接程序中存在规范依据缺失和辩护空间不足的现实困境。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对行政认定的地位作出明确规定,仅在部分具体罪名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中间接认可其具有参考价值。由于行政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属性及适用的证据规则并不清晰,导致司法实践中辩方通常会对其证据效力提出异议,而人民法院则倾向于采信行政认定的判断结论,极少采纳辩方观点,此种裁判逻辑进一步巩固了行政认定在刑事司法中的强势地位,过度压缩了辩方的辩护空间。以内幕交易罪为例,在检索到的45件内幕交易罪案件中,共有43件案件公诉机关将认定函等行政认定材料直接作为证据向法院出示,仅2件案件中法院未采纳上述证据。在辩方提出事实认定辩护的20件案件中,有11件案件的辩护意见明确对行政认定证据效力提出质疑,但法院均未予支持(见表2)。例如黄光裕内幕交易案中,裁判理由认为证监会对内幕信息的认定属于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另一方面,司法实践的个案表明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存在一定的潜在冲突,为法官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带来隐患。在司法机关高度依赖行政认定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情况下,一旦行政认定无法达到刑事认定的标准与要求,那将其作为刑事定案根据产生的错案风险将进一步增大。以交通肇事罪为例(见表3),司法机关在认定刑事责任时通常会采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当事人责任的界定划分,但如果缺乏对行政认定的实质审查和独立判断,简单认可责任认定书的结论,可能导致刑事认定产生错误,从而需要法律程序的纠偏。 

穿透实践的面纱探本溯源,司法实践场域中行政认定面临的困境与冲突,既是源于现有法律规范与司法实践需求脱节导致缺少具有明确性的规范指引,也是出于法官尚未形成对行政认定在行刑衔接程序中价值与功能的理性认识,亦缺乏具备共识性的理论指导。面临立法空白的实然状态,立足于司法适用与法律解释的现实立场,有必要以行刑衔接的价值分析为原理,探求区分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理论基础,廓清实践中的混沌认识并进一步提炼和建构行政认定的司法审查规则。

二、实践进路:行刑衔接视角下行政认定的司法审查原理

由实践的问题意识上升为理论的问题导向,行政认定审查的破题之道需以行刑衔接机制的效益与公正二元价值分析框架为指导。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因共同维护法秩序统一产生效益追求,同时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存在本质差异,需要厘清二者区别切实保障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回归到实践进路,司法机关既要充分尊重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事实的专业认定,又要避免简单地以行政认定取代刑事认定,应坚持以刑事司法标准对行政认定进行独立审查。

(一)行刑衔接的效益追求:行政认定的实践价值

1.行政权和司法权精细分工下行政认定的专业性

随着行政权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我国行政执法规范水平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对法定管理职权内的专业问题形成了较强的话语权。与此相对,司法者受一般人所具有的认知局限性影响,难以对行政执法各领域专业知识都有全面了解,因此行政认定无疑有利于弥补裁判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短板,辅助司法机关准确认定犯罪。且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来看,行政权的本质是管理权,而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在行刑衔接程序中,先由行使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提供专业认定意见作为参考,过滤掉一部分不应进入刑事司法领域的违法行为,再由司法机关对行政认定作出审查判断,有利于提高司法审判质效,实现行刑衔接程序的高效顺畅。综上,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领域法律事实判断的专业性,奠定了行政认定对刑事司法的重要实践价值,这是从效益价值维度考量不宜将行政认定完全排除在刑事司法领域外的现实理由。

2.法秩序统一下刑事犯罪构造对行政违法判断的依赖性

面对日益新颖化与复杂化的犯罪形态,为保证法的安定性价值及刑事立法适度抽象性,我国刑法将大量行政犯构成要件上的概念解释和违法性判断交由行政法规范进行认定或补充,通过行政规范设定的专业性与便捷化带动刑法规制效率的提升。此种立法模式无疑将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紧密衔接起来,而串联两者的核心便是行政认定。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的要求,行政法和刑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不应得出明显冲突的评价结论,故对行政犯的刑事认定需以对行政法的概念、义务、标准及行政行为的判断为基础(见表4),而这些判断均处于行政机关的管理职权范围内,故法官对行政犯的犯罪构造进行分析判断时必定要考量行政机关作出认定的权威性,这直接导致刑事认定对行政认定具有高度的依赖性。

(二)行刑衔接的实践窒碍: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本质差别

1.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证明对象的层次性区别

根据行政不法事实与犯罪事实的层次性理论,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不仅在情节严重与否这一“量”的程度上不同,更在构成要件的内涵上有“质”的差别。这直接导致行政执法对违法事实的认定与刑事司法对行政犯违法的判断具有本质性的差异:一是在保护法益方面,行政法侧重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只要行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即应受到违法的评价,刑法则侧重自由保障机能,只有对法益造成实害或危险的行为才有刑事处罚的必要。二是在构成要件设置方面,涉及行政认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与行政违法的成立要件并非完全重合,刑法可能附加特殊要件的要求。三是在主观责任方面,行政责任存在严格责任,刑事责任则坚持责任主义原理,以故意责任为原则、过失责任为例外,否认严格责任。

由此可见,行政犯的刑事认定分为行政违法认定与特定犯罪构成要件认定两个层次。行政认定的证明对象主要是行政违法性,如果忽视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这种层次性差别,仅凭行政机关的判断结论认定犯罪,将导致大量不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的行政违法行为被错误认定为犯罪。因此探讨行政认定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也应从区分行政违法和犯罪构成两个阶层展开。

2.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证明规则的比例性差异

鉴于刑事责任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后果远比行政责任严厉,刑事认定的错误成本亦高于行政认定,因此法律体系对二者的程序设计呈现出比例性的差异,对剥夺当事人权利程度较重的刑事程序设置了更严格的证明要求。一方面,从证明标准上看,行政程序中认定违法事实成立一般只需要优势证据标准,而刑事诉讼中证明犯罪成立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且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最高证明标准。这就必然产生行政认定仅符合行政证明标准而未达到刑事认定标准的情形。另一方面,从证据能力规则上看,行政程序中未明确规定非法证据的程序性后果,不存在宣告违法证据无效的程序,刑事程序中则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行政程序与刑事程序证明规则的横向比较可发现,刑事认定比行政认定的证明程度要求更高,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理应以刑事诉讼的标准对行政认定进行独立审查。 

(三)刑事司法的公正保障:行政认定的审查必要性

1.行政认定的不可诉性与被告人辩护权保障

司法程序是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刑事司法领域程序正义原则更蕴含了被告人获得平等参与诉讼的价值追求。当前只有行政处罚决定书、重大事故调查报告等少数行政认定具有可诉性,当事人能够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获得权利救济,其他行政认定则多数属于“未决行政行为”,因不产生直接导致行政法律关系变动的效果,法律及司法实践对其可诉性不予认可。例如,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意见明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也认定内幕交易认定函不属于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多数行政认定本就系行政机关依职权单方面作出的确认行为,当事人未能充分参与认定程序并提出辩解,而行政诉讼也未向其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刑事司法若不对行政认定进行独立的审查判断,而是放任其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关键依据,将导致行政认定在事实上替代刑事认定,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将流于形式,程序正义原则更将被严重违背。因此只有充分保障被告人对行政认定进行质证、辩护的权利,再由法院基于各方论辩意见进行独立审查,才能最大限度保证程序处理公正与实体认定正确。

2.相对从属性理论下刑事认定的独立判断

根据行政犯违法的相对从属性理论,行政犯仅在出罪层面对行政违法的判断具有从属性,即行政法上不具有违法性的行为不可能成立行政犯,行政认定属于合法的行为不应进入刑事司法的范畴。例如符合行政法规定的合法经营行为不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入罪层面,刑事认定对行政认定的判断具有独立性。刑法具有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只有在作为前置法的行政法不足以保障法益时才有必要介入,借以发挥辅助性的法益保护机能。用逻辑推理的方式予以说明:若令行政违法为P,行政犯为q,则二者关系是:q→p,非p则非q,即无行政违法则无行政犯,但不能据此得出“p→q”的推论,即行政认定不能成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充分条件,刑事司法应当作出独立审查判断。

三、规则建构:行政认定司法审查的方法论展开

为厘清当前司法实践对行政认定功能与价值的混沌认识,本文从证明对象的层次性区别和证明规则的比例性差异入手,探求行刑衔接程序中对行政认定功能的合理界定,明确应充分尊重行政认定的实践价值并赋予其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同时也需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本质区别,坚持对行政认定的独立审查。当前的实践进路即为构建统一的行政认定司法审查规则,以使行政认定在犯罪构成判断中发挥合理作用与充分价值,保证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

(一)审查前提:行政认定的证据属性界定

在行刑衔接程序中,行政认定要从行政执法领域进入刑事司法领域成为刑事案件的定案根据,首先必须具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属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八种法定证据类型和不同的审查规则,对于一些新类型或存在类型交叉的证据,不应以其无法直接归入某一法定证据类型而予以排除,可以参照最接近的证据种类处理,行刑衔接中的行政认定即为此类。本文结合行政认定的类型化分析认为:

第一,行政处罚书、移送函、调查报告应归属于公文书证。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公文书证是指具有社会公信力的公共管理机关在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文书,其被赋予较高的证明力。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虽未规定该种证据类型,但可将其归入书证,只是与通常书证要求形成于案件发生之前或发生过程之中的要求相比,其对形成时间没有限制。从行政认定的内涵看,其完全符合公文书证的构成要件。

第二,行政认定意见、责任认定书也应归属于公文书证。从内容上看,行政认定意见和责任认定书是行政机关人员对专业的法律事实作出的判断,本质上具有言词证据的内涵,与专家证言接近。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仅包括自然人的证言,而上述行政认定通常并非以个人名义出具,因此只能根据其形式上符合公文书证的构成要件将其归入公文书证。

第三,行政鉴定应归属于鉴定意见。行政鉴定是对单纯技术性事实的认定,与鉴定意见具有同质性。虽然许多作出行政鉴定的主体并不在法定鉴定机构名录内,但可参考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关于检验报告的规定,参照适用鉴定意见的审查规则。

(二)两阶层审查方法:单一证据阶层审查规则

行政认定牵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两个场域,其作为依赖特殊主体而产生又对刑事司法犯罪构成判断具有重要价值的证据形式,审查规则必定异于一般的刑事诉讼证据。根据前文对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差异界定,可以提出刑事司法对行政认定两阶层审查方法,将行政认定分别置于单一证据阶层和整体犯罪构成阶层进行审查,只有同时通过两个阶层的审查,才能完成行政认定向刑事司法认定的转化。

单一证据审查阶层重点审查行政认定是否具备进入刑事诉讼的证据资格及是否具有客观真实性。如果在此阶层通过审查排除其证据效力,表明行政认定本身不足以证明作为犯罪成立前提的行政违法性,不具备进入第二阶层审查的资格。依据行政认定的形成机制,主要可以从认定主体、认定程序、表现形式、认定依据和认定结论五个方面展开审查。

1.职权法定原则下的行政认定主体适格

有赖于行刑衔接程序中行政认定来源的特殊性,单一证据阶层审查的首要重点是认定主体适格。由行政机关出具公文书证类行政认定和行政鉴定,均应受到职权法定原则的约束,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违反法定职权或超越职权作出的认定不具有证据能力。具言之,根据越权无效原则,行政认定具有级别越权、事务越权、地域越权等情形的均属无效,从而也就不具备证据资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部分行政鉴定内容不属于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事项,故不要求行政鉴定机关和鉴定人满足《刑事诉讼法》对法定资质的要求。

2.程序正当原则下的行政认定程序合格

行政认定具备单一证据维度下的合法性前提是其符合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法官应严格审查进入刑事司法场域的行政认定的程序正当性。行政认定的程序若有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的明确规定,应严格审查行政认定的作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在行政认定缺乏具体法规予以规制的情况下,法官可以根据行政法上的程序正当性原则,参照适用中立性、说明理由、听取陈述和申辩等子规则进行审查。在审查后果上,在法律未明确规定应予排除的情况下,考虑到刑事诉讼已对当事人程序参与权进行保障,对行政程序轻微违法、对认定结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认定,可以不一律排除其证据效力,但应在裁判文书中对程序瑕疵进行说明。

3.瑕疵排除规则下的行政认定格式完备

当前实践中各类行政认定具象化的形式要件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中对于各类行政认定所要达到的最低形式标准亦不统一。例如,有的行政认定材料中要求必须有认定人的署名,而有的行政认定只要求加盖认定机关的公章。虽从应然性的角度对行政认定的表现形式应提出更高的要求,但在实践的实然场域下,如果采取严格排除规则,可能导致大量行政认定无法得到采纳。故务实的立场是侧重行政认定的实质真实性,对其表现形式的审查采取瑕疵排除规则,即对文书形式存在瑕疵的行政认定,在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或行政规章明确其格式要素的情况下,允许行政认定机关作出补正或说明,只有在行政机关既不补正又不能提供合理说明时,司法机关才对相关行政认定证据予以排除。

4.原始依据佐证下的行政认定素材真实

行政机关作出的公文书证类行政认定,有可能依据行政执法证据作出认定结论,而行政执法证据本身需要进行转化才能成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尤其是对其中的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均应重新取证,因此单纯依据行政执法证据作出的行政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真实性是存疑的。据此,法官应重点审查行政认定的原始依据是否充分,所依据的素材是否存在与刑事诉讼的全案证据相矛盾的情形,以及是否因行政执法证据的先天缺陷导致事实认定不真实。行政认定依据的证据属于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对象的,对行政认定的效力亦应予排除。至于行政鉴定,鉴定样本的真实性和保管程序的规范性也决定了行政鉴定是否具备证据能力,送检材料来源不明、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不具有同一性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刑事认定的根据。

5.规范真实标准下的行政认定结论准确

通过以上四项审查的最终目的是判断单一证据阶层行政认定的科学准确性。公文书证类行政认定和部分行政鉴定的认定结论包含对行政法规范的理解与适用,应重点审查其法律适用是否准确,对适用法律有误、理解法律不当的行政认定应予排除。对一般的行政鉴定应重点审查其是否符合专业的鉴定方法与标准,是否遵循科学原理、符合逻辑推理的基本规律。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可通过要求鉴定人出庭、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作证的方式,对行政鉴定的可靠性与有效性进行实质性质证,以确保认定结论科学合理。

(三)两阶层审查方法:整体犯罪构成阶层审查规则

在行刑衔接程序中,行政认定的判断分为行政违法是否具备与特定犯罪构成要件是否齐备两个层次。为使两个层次的判断均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整体犯罪构成阶层需审查行政认定对行政违法的确认是否达到刑事证明标准及行政认定对特定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是否具有关联性。

一方面,刑事审判要求行政认定确认的事实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行政认定中大量通过间接证据对主观要件、因果关系等事实进行推定的方法可能无法达到刑事证明标准,对此应当进行实质判断。例如,证券行政执法中采用“接触+异常交易”的公式推定当事人从事内幕交易,由于行政程序仅需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当事人提出辩解推翻该推定从而否定达到证明标准的难度较高。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提出的辩解只要足以产生合理怀疑,即不能直接推定被告人对内幕信息的利用,就可以对相关行政认定的结论不予采信。

另一方面,行政认定仅能证明行政违法性成立,但特定犯罪构成要件不成立的,行政认定对犯罪的成立不具有证明力上的关联性。因此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严格把握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区别,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行政认定进行审查:

一是行政违法事实是否侵害了刑法保护的法益。从理论上看只有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且构成人类发展重要条件的利益才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因此构成犯罪则需确认行政认定所证明的违法事实侵害到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例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不仅需要证明客观上存在虚开行为,还需要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法益侵害,若不能证明该事实,则行政认定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判断与刑事认定不具备关联性。

二是行政违法事实是否达到刑事处罚必要程度。我国刑法采取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所有构成要件行为均需达到可罚的违法性,即不仅受到特定罪名构成要件的指引,还受到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指引。例如,王力军非法经营案中,即使行政机关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但司法机关仍可作出其行为尚未达到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危害程度而不构成犯罪的判断。

三是行政违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否符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是指刑法所禁止的行为需与犯罪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否则该禁止规范就无法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例如,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根据行为人存在事后逃逸行为认定其负主要责任,若被告人并无其他违章行为,则法官不能认定事后逃逸这一违法行为与逃逸前已发生的危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对交通责任认定书的责任划分不应采信。

四是被告人是否具备犯罪的主观罪责。行政违法的认定并不当然得出被告人具有犯罪故意及违法性认识的推论,尤其是行政犯的前置性规定纷繁复杂且更迭较快,有些情况下一般人的常识判断和法律的专业判断存在一定程度的抵牾,因此更应慎重审查被告人的主观故意,例如枪支类犯罪中,不能认为只要经行政鉴定属于枪支即追究刑事责任,应结合常情、常理,慎重认定当事人的主观明知。

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随着行刑衔接问题的日益新颖性与复杂化,行政认定进入到刑事司法场域将成为司法实践的“新常态”。作为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守护者,法官固然应当重视行政认定对刑事司法及时惩治犯罪的重要促进价值,但也应清醒认识到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在实体构成和程序要求上的差异,警惕对行政认定的过度依赖和机械适用造成刑事责任的不当扩张。本文倡导构建单一证据和整体犯罪构成“两阶层”审查规则,为法官在刑事司法中审查行政认定提供统一明确的进路和切实可行的规则,确保在充分保障司法公正价值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高效衔接。


 
责任编辑:北京二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