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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文明理念下执行惩戒分级分类研究——以庇古税理论为分析进路 
  发布时间:2021-05-09 11:25:35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

通过分析近7年来最高法院工作报告关于解决“执行难”的成效,发现执行工作指导思想的流变,善意文明理念是大势所趋。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执行惩戒措施存在“一揽子捆绑”适用的倾向,与被执行人个体差异匹配失灵。通过矛盾分析方法,发现现存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执行工作矛盾的主要方面已发生变化、职权主义思想扩大、执行目标与手段错位。通过引入庇古税理论,分析执行惩戒措施实施的成本,以此为决定比例原则适用基点。在前述实证和理论铺垫的基础上,提出执行惩戒措施分级分类,并将其中具有市场禁入性质的限制高消费、信用惩戒再精细分级,同时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建构被执行人风险评级分类,两者相互匹配并实现动态化适用,由此让善意文明理念在执行惩戒中彰显。

全文共9971字。

主要创新观点:


       一是引入庇古税理论,确定执行惩戒成本为“申请执行人权利种类*执行标的*拖延执行的时间+与拒不履行行为程度相当的市场禁入”。

二是通过成本分析构建执行惩戒措施五级分类,包括刑事处罚、司法惩戒、信用惩戒、限高消费、警告预警。其中,信用惩戒细分为“限制交易”“限制交易+惩戒”“行为惩戒”“警示”等4类;限高消费细分为“限制消费+行为”与“仅限制消费”等2类。

三是根据被执行人抗拒、规避执行的潜在风险和行为性质,对被执行人进行五级分类,并确立匹配适用规则。

以下正文:

引言

2019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以下简称《善意文明执行意见》),旗帜鲜明地将“善意文明”理念置于高光之下,并提出探索建立惩戒分级分类机制,对被执行人采取更加精准的失信惩戒、限制消费措施,更加符合比例原则。但如何在该原则的指导下构建分级分类体系,形成一个动态适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则,仍然是一个待拓荒之地。本文通过探究执行惩戒措施背后隐藏的经济学原理,尝试寻找符合比例原则项下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要求的支点,从而实现执行惩戒措施和被执行人分级分类双向匹配,将“善意文明”理念落在执行工作实处。

一、现状:执行惩戒面临的问题

(一)执行惩戒效果步入瓶颈期

执行是实现法治、通向正义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深化执行体制改革、跨部门合作,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最关切、制约审判质效的“执行难”问题。笔者研究了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从公示的数据发现,2013年、2016年、2019年分别成为执行工作的三个转折点,伴随了执行理念、执行惩戒效果的反思(详见表1)。

如上表所示,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将民事诉讼法确定的信用惩戒正式激活。及至2016年启动“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战,3年来执行惩戒措施不断丰富,报告内容最为详尽,被信用惩戒的相关人员达百万人次量级;直至2018年,因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罪被判处刑罚的,始终保持上升态势。但报告总结2019年执行工作成绩时,不再使用详尽的数据彰显执行惩戒力度,反而用负增长的方式传达执行理念转变的信息。在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迈进的新阶段,人民法院开始反思此前执行理念和惩戒措施的效果,不再强调雷霆手段,转而引入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执行工作付出与回报差强人意,执行惩戒措施特别是信用惩戒正在遭遇瓶颈期。

(二)执行惩戒有规范但不成体系

自2007年《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履行义务被执行人信用记录与公布制度以来,十余年间,我国以单独或嵌入的方式,出台了一系列执行惩戒相关规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自2015年始,呈现出加速态势。(详见图1)

图1:历年执行惩戒措施规范图谱

从上述法律规范提取,执行惩戒措施包括限制高消费等6种情形,信用惩戒等11类别150余项措施,罚款,拘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妨害公务罪等。虽然种类数量繁多,但除限制高消费外,惩戒对象均为具有“有履行能力但拒不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人,在适用的精准度和匹配度上还难见层次性。

笔者还通过法官访谈和数据分析,调研了B市近3年执行情况,发现在限制高消费和信用惩戒方面,有搭配使用的倾向,不区分适用条件;在罚款与拘留方面,有用力不均倾向,基层法院适用拘留措施远高于中级法院,相反中级法院适用罚款措施更多。

(三)信用惩戒过度适用

笔者利用Alpha案例库于2020年6月4日查询了终本案件,发现被行人无财产且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至(六)项规定情形的,近五年来案件量呈现陡增态势。

根据相关规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的须符合若干条件,但在司法实践中,将现阶段无财产或查询不到财产等同于有财产不执行情况并同样纳入失信名单,已经超越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将纳入失信名单作为终本的条件,严防“漏网之鱼”,使得该制度俨然成为了法院执行工作常态,异化成为防范漏执的手段,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之嫌。

二、反思:善意文明理念引入的动因

(一)执行工作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

矛盾是事务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根据矛盾论观点,随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转化,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指引行为的规范推陈出新。《善意文明执行意见》指出,被执行人规避执行、逃避执行仍是执行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虽然该主要矛盾没变,但随原有问题化解,该领域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悄然改变。

1.矫枉过正与过犹不及的思辨。在2013年之前,人民群众对生效裁判无法得到有效执行的反映强烈,对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产生质疑, “执行难”动摇了诚信社会的根本。此时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司法强制力的信赖与切身权益无法实现。为扭转居民,打出“执行组合拳”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希望。随着“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的实现,此时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化为执行强制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抑或保护,从前期“矫枉过正”已过度到“过犹不及”的境地。

2.“大棒”与“面包”的转换。惩戒与奖励是激励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辩证统一、目标一致,正反双向发力。“执行难”阶段,前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对抗拒、规避执行的被执行人惩戒应有的制度价值没有发挥,亟待通过强力施行获得公信力。此时,通过惩戒释放出的教育、警示、惩罚作用力,对担心生活质量下降、社会评价降低、人身自由受限的被执行人,效用优于奖励。但随着时间推移,一方面,对始终拒不执行的被执行人持续施用同样的惩戒措施效果不会更好,亟需换挡升级;另一方面,惩戒反向圈定的禁区,亟需通过正向行为规范确定,奖励措施“粉墨登场”。

(二)职权主义思维扩大化

执行工作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实现胜诉裁判的重要手段。法院强制执行既是帮助申请执行人实现权利,也是在维护司法公信力,由法院主导执行全过程是应有之义,执行领域同样应当奉行职权主义。但在赋予法院执行权力的同时,部分制约权力的机制尚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以致执行效果偏离了预期,执行观念亟需转变。

1.忽略或无视法律法规限制性条款。从制度设计来看,执行惩戒措施的力度应当逐级递增,适用条件越来越严。但在实践中,由于片面追求高效,相关规定被选择性无视,法院的职权得到扩张。比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限高规定》),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但部分法院为提高执行效率,将执行通知书与限高决定书同时送达被执行人,必要性在审查时被忽略。诚然,限制高消费制度在客观上具有节约生产生活成本以增加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可能性,但法律规定的被执行人是否有消极履行、规避执行或者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亦应在考量范围之内。

2.忽略或无视被执行人个体差异。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均为被执行人到期未自动履行,从广义上看都是失信行为,但其背后原因多种多样,具体到采取惩戒措施还需因事而异。但在实践中,个体差异往往被忽视,限制高消费、信用惩戒成为执行的“万用”手段。比如,执行通知书与财产申报令同时送达被执行人,被执行人往往不会申报财产(申报有财产与到期不履行本身就是悖论),此时上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条件成就,造成实践中大量被执行人不分具体效用情况,受到信用惩戒。

(三)工作手段与追求目标失准

一切执行惩戒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这一工作目标的。在既定的方向之下,通过设定阶段性目标、设置具体的考核评价体系,可以有效推进工作。但单纯为了实现阶段性任务,考核指标可能异化,工作手段偏离最终追求的价值。

1.过度追求执行效率,在责任分配上有失平衡。为了尽量压缩执行时间,避免不可预期的状况发生,实践中通常把工作尽量向前赶,限制高消费、信用惩戒乃至罚款、拘留接踵而至,将执行不能的责任更多归咎于被执行人,而法院试图以执行强制措施的“多投入”和被执行人权益的“多限制”,获得执行效果的“多产出”,实现提速,以致于忽视了被执行人的基本权利保护。

2.过度追求工作安全性,在风险分配上有失公允。执行工作的难点在于找到财产线索,痛点在于防范规避执行。一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未被执行,特别是被被执行人再次处置或转移走,执行法官将面临失职渎职风险。为了防止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疏漏,有的执行法官片面的理解执行惩戒措施“应上尽上”“应限尽限”,形成了“用了不会错、不用不作为”的错误认识,在未对被执行人的是否具有履行能力、是否存在逃避执行的行为等方面进行充分审查时即对被执行人采取“全套”的惩戒措施。

三、引入:庇古税理论对执行惩戒措施的审视

在强制执行中体现出司法的善意,《善意文明执行意见》已然指明了方向,即通过适用比例原则达到惩戒措施与被执行人在执行效果上的匹配。“比例原则”发端于行政执法领域,广泛应用于解决私权保护与公权干涉之间的界限问题,而达到其中蕴含的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原则,洞悉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关键。笔者尝试引入庇古税理论,分析执行惩戒措施中隐藏的成本,通过成本与收益分析,实现惩戒措施与被执行人失信行为匹配最优解。

(一)模型搭建——外部性问题与庇古税

1920年庇古在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中提出利用税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思想,其理论核心是通过向私人活动征收相当于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外部成本的税收以实现其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实现个人边际收益曲线与社会边际收益曲线趋同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后世学者则进一步分析指出:市场协商不能取代庇古税,特别在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足够低的交易成本的环境下,征收庇古税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在强制执行领域,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无法按照市场规则磋商并达成交易(包括执行和解),处于双边垄断地位(市场上唯一的买家和卖家),此应用庇古税理论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典型场景。

强制执行的外部性问题体现在: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其获得的收益是不当占有的执行标的,除可能面临的执行惩戒措施外,自身并不会承受其他成本。被执行人在自身获益的同时,将会给社会带来两类外部成本:一是申请执行人权利无法实现的损失;二是生效裁判文书无法执行以致于破坏了对市场机制和社会秩序,由此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交易主体之间无法建立信任关系)。因此,为了促使被执行人按照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决策,通过执行惩戒措施对被执行人课以的成本应当与被执行人拒不执行行为所造成外部成本相当,公式可总结为:

执行惩戒措施成本=申请执行人损失+市场失灵交易成本

(二)框架构建——执行措施成本的具体设计

1.申请执行人损失的量化。以法经济学的视角,申请执行人在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情况下遭受的损失不能简单的等同为执行标的本身,否则理论上执行标的可以在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任意分配。由于强制执行并非市场交易行为,而法律的制度价值也包括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由申请执行人而非被执行人享有执行标的,就必然意味着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享有比被执行人更高的边际收益,因此法律才将执行标的分配给申请执行人。故,申请执行人在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情况下遭受的损失应该被界定为取得执行标的的边际收益。

申请执行人享有的这种边际收益并不必然反映为经济收益,而更多的来自于法律基于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所做的授予。故这种边际收益差异也可通过申请执行人享有执行标的权利来源加以衡量。对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进行溯源,从权利的种类角度可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前者包括生命、名誉、抚养等权利,后者则包括债权、物权等;从权利来源及是否具备市场机制的角度上,还可分为基于民事法律行为,即意思表示与合意所创设的权利,以及基于侵权或生产制造等事实行为所产生的权利,前者包括了市场经济活动中涉及的大部分权利如买卖、担保、租赁等,目的是为了通过交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而后者则不涉及协商与交易,更多是消极的明确产权及维护社会秩序。

依据上述标准,虽然无法简单量化不同种类权利享有边际收益的多少,但基于“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应加强政府管理机制”基本原则,对于不具备市场机制的人身权领域以及交易成本更高领域,应认为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标的的边际收益差距更大,即申请执行人的边际收益曲线更为陡峭。而在边际收益曲线中决定总收益大小的,还包括实现执行标的所需的时间,即时间越长,申请执行人的损失越大。因此,衡量申请执行人损失的公式可总结为:

申请执行人损失=申请执行人权利种类*执行标的拖延执行的时间

 

2.市场失灵交易成本的量化。市场失灵的交易成本体现为市场主体为了对抗风险、促成交易所支付的额外成本。比如,额外的尽职调查、风险评估、担保、保险等,客观上同样难以量化。但在强制执行领域,市场失灵交易成本是由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判决引发的,可以将其本内部化为被执行人的成本,即限制失信的被执行人参与市场交易,以降低其失信行为对市场秩序的影响、承担相应不利后果。

笔者认为,限制被执行人参与市场交易或市场禁入的程度应当与其拒不履行行为的程度相当,但范围则不应仅限于被执行人不履行行为的特定领域。原因在于限制其参与市场交易的理论依据来自于被执行人行为对整个市场机制的损害及对整体交易成本的增加,虽然单个被执行人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确实是微小的,但是其对于法律制度的违反及市场秩序的损害则是整体性的,故不会仅因为被执行人未履行买卖合同而仅仅在买卖合同领域对其进行限制,而应就其失信行为在更广泛的市场领域进行评价。而这一点,恰恰也与我国目前建立的联合信用惩戒体系相呼应。故衡量市场失灵交易成本的公式可总结为:市场失灵交易成本=与拒不履行行为程度相当的市场禁入

 

(三)小结

基于前述分析,法律保护申请执行人的权利种类位阶更高、执行标的额更大、拖延执行时间越久、对社会秩序影响和危害越大的失信行为,应当承受更多的内部化成本,即受到更加严厉的惩戒措施。因此,本文将衡量执行惩戒措施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的公式总结如下:执行惩戒措施成本=申请执行人权利种类*执行标的*拖延执行的时间+与拒不履行行为程度相当的市场禁入

 

由此,衡量执行惩戒措施应考虑两点:一是确定执行惩戒措施的轻重等级,应同时考虑执行标的大小、申请执行人权利种类以及拖延执行的时间和程度;二是限制交易的惩戒措施是一种独立的惩戒来源,应在确定执行惩戒措施中予以单独考虑。同时,该公式中还隐含了对被执行人的分类,即侵犯申请执行人权益的性质和失信行为情节,决定了其遭受执行惩戒的种类,限定了其失信风险的评级。

四、破题:分级分类在善意文明执行中的应用

(一)执行惩戒措施分类评级

1. 现有执行惩戒措施轻重等级分类

2016年9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信用惩戒意见》)是目前较为全面的有关执行惩戒措施的规定,涵盖了国家管理和市场经济活动诸多方面。笔者以此为基础,结合前文法律法规检索,根据惩戒范围和性质,对当前执行惩戒措施进行了初步分类,并予以评级。

(1)一级措施——刑事处罚。判处刑罚是属于自由罚,对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行为最严厉的苛责,被执行人因此将面临较长时间的人身自由限制以及受到刑事处罚后一系列的不利后果。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此类执行惩戒包括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和妨害公务罪等两项。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达到此级别的执行惩戒仅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行为,在成就条件上最严格、标准最高。

(2)二级措施——司法惩戒。法院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的失信行为人,可以采取拘留或罚款的方式进行惩戒,前者属于自由罚,后者属于财产罚。拘留、罚款既是强制执行措施,同时也具有惩戒性质,其适用范围既包括上一级适用刑事处罚的情况,同时增加了更多的抗拒执行、规避执行等行为。由于具备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力,在程度上仅次于刑罚。

(3)三级措施——信用惩戒。信用惩戒是对拒不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人采取约束和惩罚性措施,使其承受社会谴责、生产经营活动不便或经济损失等不利后果。信用惩戒将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个体矛盾转化为被执行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以此向其施加压力,促使其完成履行。信用惩戒较前两项惩戒措施,参与信用负面评价的主体不限于国家权力机关,惩戒覆盖人群面更广,警戒督促性质更强。

(4)四级措施——限高消费。不履行生效裁判的行为是失信行为,既是对申请执行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违背,也是对国家公权力的不敬畏。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失信行为人限制超过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可以通过限制高消费增加执行的可能性。理论上,对绝大多数被执行人都可以适用。

(5)五级措施——警告预警。虽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生效裁判文书履行期已经届满,但不意味着能够立即执行,在主观或客观层面上可能存在一定的障碍。从法律规定来看,在限制高消费前,还需要考虑被执行人的执行能力以及未执行的原因。在通知强制执行和实际强制执行之间具有一个时间间隙,实际发挥了警告预警的作用,这是所有执行案件都必然面临的阶段。

2.市场禁入——限制高消费措施分级分类

根据《信用惩戒意见》《限高规定》,法院可以对被执行人及单位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采取六类限制措施。基于前述成本效用分析以及被执行人是否具有替代选择的角度,可以进一步将上述措施分为两类,并在四级评级上划分为两个档次(详见表2):

(1)限制消费+行为。此类措施虽然单笔消费限制的金额小,但发生的频率高、场景多,被执行人选择替代方案(普通火车或非星级旅店)将对其自身造成很大的不便利。而且,在很多场景下不具备替代可行性,比如长途跨境出行,因此事实上已超越了限制高消费的范畴,具有更明显的惩戒性质。

(2)仅限制消费。此类措施的目的在于节约生产生活成本、避免被执行人恶意挥霍或转移财产,由于其并非属于高频、必要的需求,放弃或选择替代方案的成本较小,故其惩戒属性较弱。

3.市场禁入——失信惩戒措施分级分类

根据《失信监督警示惩戒意见》,除兜底性规定外,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联合惩戒措施还有10类,从对被执行人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按照程度轻重比较,可以进一步将上述措施划分为四类,并在前述级别上划分为四个档次:

(1)警示。仅要求对被执行人及其担任特定人员的单位进行中的监管。此类行为没有实质性增加失信被执行人的成本及社会评价,具有预防性质,但程度最轻。

(2)限制交易。该类惩戒措施数量最多,其特点为限制被执行人从事特定行为、担任特定岗位的资格。由于上述领域本身即具有较高门槛,被执行人不必然具备从事相关行为的意愿和能力,故上述限制也仅在一定限度内增加了被执行人的机会成本。该措施更多还是通过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以实现对特定行业及领域自身交易秩序的保护,惩戒属性较弱。

(3)限制交易+惩戒。此类限制已不再是对可能性的限制,而直接限制了失信被执行人已享有的职位,具有明显剥夺性质的惩戒属性。

(4)行为惩戒。单纯的行政或刑事惩戒,包括行政处罚乃至刑罚,属于最严厉和成本最高的惩戒手段。

(二)被执行人分类评级

强制性是执行工作的基本属性,执行中应该用足“一揽子”强制措施,但是用足并不意味着所有强制措施轮番上阵即可,因为有些强制措施在适用对象和情形上具有特定性。被执行人的个体差异,实际上也反向决定了惩戒措施类型和执行惩戒效果。笔者根据被执行人的失信行为的情节性质、侵害申请执行人权益和社会公共秩序而带来的外部成本等,对其进行了评级分类。(详见图7)。

1.一级风险被执行人——拒不执行且具备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该类被执行人拒不执行的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还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社会公共秩序,具有有较大的影响和危害,风险等级最高。

2.二级风险被执行人——拒不执行且具备主观恶性。该类被执行人在主观上有规避或抗拒执行的故意,在客观上也实施了规避或抗拒执行的行为,具有一定危害性,但程度未达到严重性,风险等级较前一档次较低。

3.三级风险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非金钱给付。非金钱履行义务包括赔礼道歉、腾退房屋、配合过户等行为给付,拒不履行本身隐含一定程度的主观恶性,实非不能,实为不愿。对此类被执行人有较大的执行成功率,关键在于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手段、方式和程度,风险等级较前一档较低。

4.四级风险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暂不能实现金钱给付。金钱类给付义务需要筹集、变现、积攒等过程,且随着时间推移,存在财富增加的可能性。虽然外观上表现为有财产“拒”不履行,但实非不愿,实为不能。此类被执行人执行成功的可能性较大,风险等级较低。

5.五级风险被执行人——无力偿还。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两次以上,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且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人未提供有效财产线索的,可以认定暂时无力偿还。该类被执行人无论主观上是否有履行意愿,除非有规避、抗法等行为,在执行工作中的顺位最低,引发风险的可能性也最低。

(三)执行惩戒措施与被执行人行为性质动态匹配

对不同类别被执行人采取不同种类的执行惩戒措施,是一个动态匹配的过程。同样的措施施加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期或者不同人身上,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对被执行人分级分类并评估最有效用的执行惩戒措施可以增进执行效果。通过计算评估不履行生效裁判而引致的外部成本,藉由执行惩戒措施转化为由被执行人承担的内部成本,以此实现最佳执行效果,法官在具体案件适用时可以参照如下思维导图。

1.五级风险被执行人执行惩戒措施适用。对该类被执行人,除非客观上限高无实际意义(比如被执行人为低保户),一般在发出强制执行通知后,经查实却无可供执行财产的,可以及时发出限高令,在符合其他终结本次条件后,可以适用终本程序。对于五级风险被执行人,存在规避、抗拒执行、不申报财产、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等5种规定的公布失信人名单情形的,同样可以采取信用惩戒措施。

2.四级至一级风险被执行人执行惩戒措施适用。对于有财产不履行裁判文书的,应当始终处于强制执行状态,但在采取执行惩戒措施的时候,须区分“拒”的性质。对于暂无法履行的四级风险被执行人,可采取“放水养鱼”政策,同时辅以宽限期,对符合信用惩戒情形的,还可采取信用惩戒。对不履行非金钱给付义务的三级风险被执行人,要加大执行力度,促使其完成履行,否将拒执行为将提升风险等级。对于三、四等级风险的被执行人,一旦有主观恶性或者同时具备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可适用同等级的惩戒措施。

3.执行惩戒措施的选择性不适用。个体差异可以引发被执行人对不同惩戒措施的敏感度,在适用时应考虑适用的成本收益。比如,罚款属于财产罚,资金雄厚或者彻底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来说对财产罚不敏感,增加罚款数额或次数对其惩戒效果并不明显。同样,无固定职业的被执行人对时间或自由不敏感,延长拘留时间或者增加拘留次数对其惩戒效果并不明显,甚至采取刑法其亦不会改。执行惩戒措施并非“多而全”即为有效,而要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有限度的使用,以取得最经济、最有效的执行效果。

结语

执行惩戒措施是对抗拒、规避强制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人采取的惩戒性手段,对不履行具有给付义务的生效裁判的被执行人来说,不是必然结果,也不应然“一揽子”适用。通过对执行惩戒措施和被执行人双向分级分类,达到双向匹配,可以提升执行惩戒的精准性、有效性。特别是当前我国执行理念已经发生转变,善意文明执行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在民事强制执行法立法酝酿之际,希望通过引入执行惩戒分级分类,对相关规定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责任编辑:北京二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