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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调解行为“公正感”塑造的路径检视——以认知心理学为研究视角 
  发布时间:2021-09-09 15:16:22 打印 字号: | |

论文提要: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每一个司法案件”必然包括“调解案件”。调解是一种诉讼体验,如何让当事人在调解行为中获得良好的司法体验,是对法官审判能力更高的要求。实践中,“强迫调解、形式调解、拖延诉讼、调解反悔”等声音不绝于耳。“调解不公”已成为司法良心的一根“倒刺”,对民事调解行为“公正感”的塑造迫在眉睫。文章借助认知心理学认知偏差概念,分析当事人与法官在调解活动中“想什么”和“为什么这么想”的问题,以人脑在处理信息过程中面对信息缺失、信息超载、信息未知与信息取舍时可能出现的偏差为线索,探讨调解活动参与者可能出现的认知偏差与修正,以提升法官审判能力为切口着力增强当事人的司法获得感。

(全文共9927字)

主要创新观点:

第一,在认知心理学的语境下,探讨法官与当事人在调解行为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偏差,回答为什么存在“调了还是不满意”,“调了还是觉得不公正”的司法困惑。人脑是信息的集中处理器,在接收并处理信息的时候难免出现各种偏差,这种偏差可能引起当事人对法院的误解,进而获得不好的司法体验。

第二,通过心理学修正偏差的手段,探讨如何修正法官在调解活动中的心理偏差,以及法官如何“全力以赴”修正当事人的心理偏差,使得公正天平,尽量保持平衡。

 以下正文: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每一个司法案件”必然包括“调解案件”。调解为了什么?“案结事了”!然而实践中能同时实现“案结”和“事了”的案件并非全部,“强迫调解、形式调解、拖延诉讼、调解反悔”等声音不绝于耳。“调解不公”已成为司法良心的一根“倒刺”,对民事调解行为“公正感”的塑造迫在眉睫。

法官作为法律权威的捍卫者,其对自身理性、中立不持疑义,甚至高度自信;当事人作为个别案件的体验者,其对司法有敬畏,亦有怀疑。如将法官与当事人置于公正天平两端,以二者对公正的感知度做尺,天平通常会倾向于法官一端,这种由心理偏差引起的公正失衡,由心而生,不可消除,更重要的是如何加重砝码,引导法官“全力以赴”保持天平之衡,让公正可感、可知、可获得。

一、公正之失:调解行为公正失衡之表象

如果说判决是法律工具主义的冰冷产物,调解则是带有裁判者温度的居中调和。然而,“调解不公、强迫调解、调解偏袒”等不满反馈已成为困惑调解法官的难题。完整的调解行为包括三个环节:法官或当事人对案件进行全盘考虑后确立调解目标,调解目标指引调解行为,并最终获得调解成果。调解目标受各方利益考量因素影响易发生异化,进而引起调解行为失范和调解成果松散。

(一)调解目标异化

调解的最高目标应为调解成果的固定与矛盾纠纷的化解,即“案结事了”。该最高目标的实现需要法官与当事人共同努力,然而利益考量因素的介入易使调解目标出现异化。法官方面,复杂案件希望避重就轻,简单案件希望快审快结,调解指标带来“调解诱惑”,当事人释放“调解信号”,结案压力较大等因素可能导致调解目标异化。当事人方面,出于利害关系考虑,利用调解拖延诉讼、强迫对方让步、虚假调解损害他人利益等情况层出不穷。上述两方面为调解目标异化之内在表现,司法环境对于调解的过分推崇,制度设计对于调解权重的正向倾斜则是调解目标异化的外在表现。

(二)调解行为失范

调解目标异化必然导致调解行为失范。法官如何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中找到突破口,是调解能否实现的关键。调解行为常见的突破口为:执行难度、履行能力、败诉风险、诉讼成本等,法官通过上述突破口向当事人传递信号,“接受调解”优于“等待裁判”。为了增加该信号的可接受度,法官将以居中、权威的身份,向当事人披露案件可能的走向,刺破裁判“面纱”,这一过程中,法官受调解目标异化影响,将对其所垄断的信息进行加工,采取不完全披露的方式向当事人传递。

(三)调解成果流失

将调解数、调解率作为指标指数纳入考核体系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普遍做法。为了提高调解的量与率,裁判者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方法与措施尽力促成调解,然而对调解体量的过度重视,却造成了对调解质量的轻视。

以华北某直辖市为例,五年间(2015年-2019年),全市基层法院共计审结案件3339671件,平均调解率23.64%,约789498件,平均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为33.05%,约315799件,数据统计显示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连年攀升,且均高于调解率,五年间,三十余万调解案件未能彻底化解矛盾,流入强制执行程序。


大量民事调解书未能实现自动履行,这其中大部分流入强制执行阶段,另有一部分当事人因对法官调解行为不满与法院纠缠,埋下信访隐患。此种情况下,调解相较于判决不仅失去了自身优势,也与其所追求的“案结事了”目标相去甚远。

二、失衡之源:认知偏差与公正失衡之因果解析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调解原则有二:一是当事人“自愿”,二是法官“事实清楚”。“自愿”,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当事人自愿接受法院主持调解;二是调解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调解,具有民事合同的合议性,当事人如在强迫、重大误解或诉讼参与权未得到保障的情境下达成调解,即违背自愿原则。“事实”,可分为自然事实、证明事实、心理事实和法律事实。法官构建法律事实的路径如下:第一步,整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明事实;第二步,根据证明事实反映的线索刻画心理事实;第三步,调动理性思考和法律知识“去粗取精”,提取与案件有关的法律事实。在此路径中,当事人基于自身利益提供的证明事实与法官内心刻画的心理事实,均带有强烈的主观性,高度可错,其导致的结果为裁判所依据的法律事实与“真相”存在偏差。

法官呈现给当事人的调解情境与当事人提供给法官的事实,于人类大脑而言均为信息。大脑是人类的信息处理器,其能否高效运转将面临四个问题:信息缺失的弥补、信息超载的过滤、未知信息的决断与已知信息取舍,所有认知偏差均围绕这四个问题出现。

(一)信息超载的过滤——框架效应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是指人们对一个客观上相同问题的不同描述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框架效应的理论基础是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该理论有三点重要内涵,即人在面临获利时倾向于风险规避;人在面临损失时倾向于风险喜好;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根据参照点决定。

1.框架的启动

框架效应的启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备选方案:风险选项和确定选项。案件审理过程中,判决具有不确定性,是风险选项;而调解具有确定性,是确定选项。特定案件是通过调解还是判决方式结案,需要法官与当事人共同作出风险决策。二是参照点,即决策者在评估上述两种方案时的判断依据,收益和损失具有相对性,是以认知参照点为依据的,参照点不同,决策方式不同。参照点有现状参照点与非现状参照点之分:现状参照点是指特定人以现实情况,如现有偿付能力、当前绩效情况等为参照点;而非现状参照点是指特定人以非现实情况,如目标绩效、收益期望等对未知的期待作为参照点。

2.参照点的选择

具体到风险决策的选择,框架效应对当事人、调解法官均会产生影响。对当事人而言,如果被告以其当前的经济水平为参照点,那么所有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的解决方案将被设定为负面框架,即损失框架。根据前述展望理论,被告在损失框架中更倾向于选择风险选项,也就是说即使调解比判决对于被告更为有利,被告也倾向于判决,这样可以规避调解带来的既定损失。

对于法官而言,如果法官以其调解期待利益为参照点,其将对调解结案所获得的确定价值与判决结案所获得的不确定价值进行比较,此时调解结案的解决方案将被设定为正面框架,即收益框架,法官在收益框架中更倾向于选择确定选项,也就是说即使判决效果优于调解效果,法官也会倾向于调解,这样可以保证确定收益的获得。

3.参照点偏差引起的决策偏差

参照点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决策者对不同方案的看法,进而做出不同决策,如果参照点出现偏差,决策将随之出现偏差。

情景:原告如果接受调解可以得到10万元赔偿;如果坚持判决有85%可能性得到15万赔偿,但也有15%可能性得不到赔偿。

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的实验,结果表明84%的人选择接受10万元赔偿的方案,作出这种决策的参照点就是“15%可能性得不到赔偿”,从而选择规避风险,接受调解。

由此可见,如果法官将决策的参照点设定为“调解利益”,那么调解的成本越低,法官调解的动力就越足,调解的成本越高,法官调解的兴趣就越低,;如果当事人将决策的参照点设定为“判决风险”,那么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越低,当事人越倾向于接受调解方案;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越高,当事人越倾向于选择冒险。然而,参照点的设定具有片面性,只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描述而已。法官对自身决策的心理暗示,与当事人在法官设定情境下做出的选择,都忽视了对两种方案分别独立的考量,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方案的对比上,此种情境下做出的调解决定隐含有“被迫”的内涵。

(二)信息缺失的弥补——思维定势

“一叶知秋”、“管中窥豹”,历史积淀赋予我们的认知自信也常见于裁判活动中。大脑将过载信息过滤之后,将会尝试将剩余信息连接起来,自动补足信息之间缺失的细节。

1.思维定势的启动

思维定势就是按照积累的思维活动经验教训和已有的思维规律,在反复使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定型化了的思维。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会自觉地将案件区分为固定模式案件和新类型案件,这两类案件作为信息源会对法官产生不同的刺激,前者将触发法官对思维框架的启用,后者将触发法官探索的热情与经验总结的动力,一旦法官在探索新类型案件应对策略时有所成功,此种策略亦将转化为法官思维框架的一部分。

当事人是特定案件的体验者,较之于法官,其对司法程序与法律知识的认识存在欠缺,其对法官的固有印象多来源于外部舆论评价,舆论关于司法腐败、暗箱操作、人情案关系案的报导可能成为其思维定势的一部分,当其进入司法程序,一旦法官在言语、行为上有所偏颇,这种“司法怀疑”的思维定势将发挥作用。

2.思维定势的两面性

波斯纳大法官认为,经验培养了法官的直觉。直觉能够使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迅速做出决定,越是“阅历”丰富的法官,其直觉感官越强烈,因为不论案件是否属于新类型的挑战,他都能够在类似的处理方法中抓取处理此问题的程序模型。当然,这种对模型的迷信、对经验的自信亦会对裁判的公平正义带来障碍,如波斯纳所言“法官的阅历越广,决定新案件时就越少可能受该案证据和论证的影响”。

思维定势是一把“双刃剑”:“锋利”——法官一旦将案件划入固定模式范畴,将调动处理该问题的程序模型,该模型通常对此类问题具有普适性,能够高质高效的处理问题;顽固”——心理定势或思维定势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很多时候其消极影响甚至大过积极影响,法官一旦陷入心理定势的“囹圄”,在遇到类似问题或“看似”类似的问题时,便会固执地使用固定模式案件的处理方法,思维活跃度大大降低,甚至会选择性的对某些关键信息视而不见,直到某些强烈的警示信号出现,才意识到“此路不通”。

3.背靠背调解法的思维定式弊端

比起“面对面”,法官更倾向于调解成功率更高的“背对背”调解法。法官作为法庭上双方信息的汇集者,其为了提高调解成功率,通过自己对于信息的垄断地位对信息进行一定的加工和包装,并将有利于促调的信息释放给一方或双方,其常见的做法是通过信息的释放给当事人营造一种“囚徒困境”,让当事人认为只有做出让步才能获得利益最大化,促进调解成功。

调解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垄断例证”双方当事人在法官营造的最优策略场景下进行合作是不稳定的,除非法官能够保证其提供的策略确实是最优的,否则一旦调解生效,双方之间的信息壁垒被打破,某一方当事人发现该协议并不能使其利益最大化,违约的收益大于守约的收益,或者违约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调解反悔”必将产生,调解不公之感也随之而来。

(三)信息未知的尝试——过于自信与沉没成本

法官不是无所不知的,但其本能地会在未知环境中积极思考、快速反应。法律知识与司法权威给予法官做出判断的信心,虽然有时候是过于自信的信心。

1.过于自信之偏差

(1)过度自信的“猜测”

过度自信,就是认为自己认知的准确性比事实上的程度更高的一种信念,即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赋予的权重大于其事实上的权重。法官对调解的过分关注,是建立在他对自己内心构建的心理学事实的确信之上,其希望通过调解策略或方法证实自己的“猜测”,进而解决双方当事人的问题。

(2)法官“脑补”的后果

人的认知系统由系统一和系统二构成,系统一是直觉系统,自动化运行,喜欢快速得出结论的思考;系统二则是理性系统,比系统一懒惰,也难以被激活。法官在接收当事人提供碎片式证据时,系统一将立刻启动,过滤“垃圾信息”,自动“脑补”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故事越看似“合理”,法官的自信心也就越高。

这种情况最易发生在庭前调解环节,庭前调解作为提升调解率的重要手段已经被一审法院普遍适用,部分二审法院也展开了此项尝试。法官在事实调查与举证质证等环节之前先行主持调解,其所依据的大部分是对“故事全貌”的内心确信。法官借助自身的法律知识、审判经验或谈判技巧,引导当事人作出调解决定,当事人在信息不对称情境下作出的决定,存在很大“被推翻”的风险。

2.沉没成本之偏差

认知心理学上的展望理论指出人对损失与收益的感受程度不同,从心理层面来说,损失的痛苦远大于收益的快乐,正是因为损失对人心理造成的影响比收益更大,人会本能地想方设法规避损失,这种对损失的反感,导致沉没成本效应的产生(sunk cost effects),即前期的成本投入,给决策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其为了使自身付出的成本物有所值,从而做出非理性决策的现象。

沉没成本现象在民事调解行为中非常常见,这里的成本,可以被理解为法官为特定案件调解成功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或暂停案件事实审查甚至办理其他案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是指选择做一件事就意味着放弃做冲突时间段内其他事的机会。

法官在主持调解工作时,一个调解方案的催生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甚至由于对调解抱有过高期待而暂时放弃了推动实体审理的工作,随着调解目标的逼近,各项成本也在随之攀升。如果此时调解希望破灭,对于法官而言,在情感上是沮丧的,故部分法官在沉没成本的驱使下会选择继续等待,或利用自身信息垄断的优势推动让步,促成调解。

案例1  A公司起诉B公司给付租金,审理过程中,A公司与B公司不断向法官释放调解信号,表示双方均有调解意向,但因公司手续繁杂需要等待期,鉴于案情较为复杂,承办法官将精力转移至促调上。经过较长等待期后,双方手续仍未办理完毕且调解意愿差距较大,承办法官只好重新开始审理工作。

部分法官对于复杂案件存在“畏难”心理,在当事人向其释放“调解”信号后,极易受其影响,将案件审理搁置,转而将精力放在促调上。实际上,这些当事人是在用此种方法变相拖延诉讼或利用法院权威迫使对方做出让步,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法官如被此种“调解诱饵”吸引,极易成为“恶意调解”之帮凶而浑然不觉。

(四)信息取舍的建模——启动性偏差

1.法官的个性

杰罗姆·弗兰克在其所著《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实》一书中指出,初审法官是人,天然带有源起于其幼儿时期积累的认同感,其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当证明事实不断汇总起来时,其将无意识的进行判断与推论,他对证明事实的印象将受到以往经历无意识的影响,这些受其自身“偏见”影响的印象将最终决定什么是他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

2.记忆结点触发网络模型

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是指特定人在事先接触的信息会影响其之后对相同或类似信息的理解或处理。其原理在于,根据记忆加工的网络模型,人类对于知识的理解或解释在于记忆网络不同结点间的联系,一个结点的激活可能引起相连接结点的激活,只要这种激活没有超过记忆存储的承载空间,便可实现结点网格的共振。

在启动效应作用下,法官以往的经历会以无意识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其现时的思想、行为和判断,由其是某些重要的经历通常会对特定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带来固化影响,进而影响其在处理特定问题时的态度。

3.触发记忆结点对理性思考的阻力

案例2  马某将房产托管,托管公司未按约支付托管费,马某起诉解约并要求赔偿。二审法官与马某有类似经历,其在与托管公司协商中耗费大量精力,故虽然案件事实清楚,法官仍尽力调解,最终马某做出让步。结案后,马某多次投诉该名法官,理由为法官充当公司“说客”强迫调解,自己遭受损失。

法官在裁判活动中,其与当事人的相似经历激活了其记忆中的结点,引发其对某一方当事人的同情或不满,这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偏好或厌恶将影响其理性思考,引发法官直觉判断,希望案件向着自己期望的结果发展。法官的个人偏好或经历与法官中立、权威的形象背道而驰,当事人在无此心理预设的情况下难以接受,极易引发当事人的误解与猜疑。

(五)小结

调解虽然是双方合议的产物,但法官作为居中调和者,其在当事人自愿与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与引导,才是促调成功并固定调解结果的重要保障,如果任何一方抱功利主义心理催动调解,该调解结果将无法固定。于法官而言,如果其内心确认是调解复杂案件可以避重就轻、删繁就简,调解简单案件可以美化绩效考核指标;于当事人而言,如果其内心确认是利用调解拖延诉讼、逃避履行,甚至利用调解损害他人利益,功利心的加入将使调解书生效后的司法权威急转直下。

三、公正之衡:认知偏差的修正与“公正感”的塑造

人是一个主动的信息探求者,并不是消极地等待着环境刺激而产生反应的个体。当事人对民事调解行为的公正感,也来源于其在司法体验中获取的认知感受,该认知感受将受其已有知识和经验的深刻影响。如果将人脑比喻为计算机的处理系统,认知心理学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感觉登记—框架识别—瞬时记忆—长时记忆”信息加工处理体系。法官通过上述认知过程将获取陈述性认知(“是什么”)和程序性认知(“怎么做”)两种类型的知识,陈述性认知主要包括法学知识、法学理论等,程序性认知则包括庭审驾驭、语言能力等,无论哪种知识都是通过大量训练习得的。当事人对司法的认知多来源于“舆论影响”或“自我学习”,但无论哪种方式都有很大局限性。因此,双方在司法认知上的差异,加之当事人受利害关系的影响,使得双方对公正感受有很大不同,法官需要“全力”以赴才能接近当事人对公正的满意程度。

(一)信息过载的修正——以判决预期价值为参照点

为了降低框架效应对调解产生的不良影响,法官应努力改变自身与当事人的参照点,即以判决预期价值为参照点,而不是以调解预期价值为参照点。在这里,判决预期价值为双方当事人在判决语境下可能获得的利益与损失,判决的作出需要以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为基础,其对法官的要求高于调解,其结果也最接近公平正义。

案例3  2012年,秦某与刘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期15年,年租金35万元,现金交付。后刘某起诉秦某支付其修补房屋垫付费用400余万元,双方按照刘某诉求全额签订调解协议。2015年,诉争房屋被查封拍卖,冀某于2017年拍得该房屋。后冀某起诉刘某要求返还房屋,刘某以其与秦某之间存在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债务关系抗辩。

上述案例中,如果调解法官以“调解利益”作为参照点,将很容易作出决策,即支持秦某与刘某之间的和解协议并予以确认,因为这种方式对于法院与当事人都是最经济的,然而如果法官以“判决预期价值”作为参照点,就会将重点放在案件的实体正义上,进入事实调查环节,经过事实推敲,可以看出当事人真实的诉讼意图,进而避免形式调解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二)信息缺失的修正——打破法官与当事人的思维定势

1.提升调解的专业度

在“调解不公”的声音中,反应调解方式随意、不透明的情况较多,这种情况与法官专业、中立的形象大相径庭,容易使当事人产生“不公正”的印象。因此,要打破这种思维定势,首先就要提升调解的专业化程度。

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现法官主持调解的结果与当事人自行协商时“接近终点”的结果差异不大,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法官”这股代表专业、中立的力量涌入,推动双方达到共同的“终点”。因此,法官在主持调解中最为重要的不是调解技巧的运用,而是能够查清事实并正确适用法律,这种专业必须是“让人信服的”,而不是被“包装”过的专业。这种专业反映到审判行为公正的标准上来说就是实体公正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事人通过法官主持调解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让步或妥协是一种“接近公平”的最优选择,通过法官的努力实现了调解的最高目标,而不是实现了法官完成指标或获益方“得逞”的目标。

2.增强“调解说理”的贯穿性

判决要说理,调解也要说理,只有将道理说清、说透,当事人才会对调解结果信服。实践中,说理的通说为“五理说”,即事理、法理、学理、情理和文理,事理是基础,法理是尺度,学理是辅助,情理是佐料,文理是工具。民事调解活动中,法官应突破“平面”说理的定势思维,立足事理,严守法理,辅以学理,佐以情理,善用文理,时间上,将说理贯穿裁判活动全流程,空间上,采用立体、多维的说理方式,让法官的调解行为也能够“立得住”。

(三)信息未知的修正——认知的填补与重塑

认识来源于实践,新的认识亦来源于实践。大部分当事人面对司法活动是陌生的,由此而产生的“怀疑”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面对新事物的生理怀疑;其二是舆论环境向其传播的异化信息,比如“关系案、人情案”形成的心理定势。因此,在“怀疑”因子的作用下,当事人对法官有着“依赖”与“怀疑”双重心理,法官如果想打破“怀疑”,重塑“信任”,就需要使用“认知——行为——再认知”理论传递信息,重构信任。

与判决相比,调解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不确定性,也更容易产生“怀疑”。法官无法改变当事人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的固有认识,但是可以通过自身行为,让其对裁判活动产生新的“再认识”。调解是双方当事人的心理博弈,“双赢”是保障这场博弈安全、稳定的目标。如何建立信任?“看得见,摸得着”,行为的透明度才是可信性恢复的至关重要。

法官在调解活动中应尽量增加行为的透明度,适度选择“背靠背”调解法的运用,尽量将话摆在明面,即使需要进行单方调解,也要让一方当事人对自己将要与对方交流的内容有所预期,避免让其产生法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想法。行为动作上,法官在眼神、姿态等举手投足间应保持中立,否则一个表情、一个动作都可能被当事人作为信号汲取,并在脑海里无限放大。

(四)信息取舍的修正——增强调解程序的韧度

公正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程序则是其具象表现的最好体现,程序公正既是对实体公正的保障,也存在自身特有的价值。程序公正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是当事人评价包括民事调解行为在内的民事审判行为最重要的标准。

庭审是司法裁判的中心环节,民事调解行为的场景将在这一环节中向当事人一一展示,由当事人在亲历过程中感受。韧度较强的法律程序,对外具有较高的防御性,其程序编排和运行往往缜密而高效,不受外部因素干扰;韧度较弱的程序,对外具有开放性,程序规则编排松散,程序主体容易将自身行为溢出程序活动。民事调解行为所具有的灵活多样性是其优势所在,不能为了展示法律权威就刻板地制定一成不变的程序,而是要增强调解程序的韧度,促进调解行为向着科学化方向前进。

庭审中,法官应向当事人提供全面参与诉讼的条件与机会,让其参与并互动,在这里法官应给予双方当事人同等的尊重,这种尊重包括语言也包括动作,如避免与一方当事人低语等,让当事人以更加直观、感性的方式认知司法过程,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法官的思维,使得当事人记忆中的思维框架能够与法官的裁判思维尽可能的接近,增加“程序公正”的感知程度。

(五)蓝图的设计——调解指标反作用力的驱动

如果在法官的认知重建行为中施以一定的压力或激励,无疑会事半功倍。假设当事人向法官释放了“调解信号”,即使法官内心清楚这种调解的自动履行率极低,但面对调解成功所带来绩效考评上的获益,加之调解为其节约的时间与机会成本,其高概率会选择主动介入调解,并推动调解成功,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调解指标的设计成为法官做出选择的“催化剂”。如何利用好这种“催化剂”对提高调解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调解行为的指标指数主要有两种,调解率和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前者是正向指标,数值越高意味着成绩越好,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逆向指标,数值越高意味着调解的固定效果欠佳。然而,实践中,各地法院普遍对调解率更为重视,而对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着墨甚少。这无形之中也是给法官一种心理暗示,我的工作只需截止到调解书生效那一刻,至于后面调解书是否能够得到履行,当事人是否后悔,都不在是我需要考虑的范围。因此,建议在衡量调解行为的时候能够从量与质两方面双重考虑,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引导调解行为走上公正可感知之路。

 


 
责任编辑:北京二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