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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发布时间:2021-05-10 10:28:30 打印 字号: | |

引言

2018年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自此,全国掀起扫黑除恶的强大攻势。对于人民法院而言,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审判职能,配合刑事主战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克“打财断血”中“深挖彻查”的难题,实现以案促治,是当下在金融审判中开展“扫黑除恶”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近年来,在法院审理的金融类纠纷中,存在涉嫌非法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犯罪线索的情况逐年增多。此类犯罪往往借助金融工具作为手段,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危害国家金融安全,且具有一定隐蔽性。若能在金融审判中及时发现此类犯罪的线索、有效调查取证、完善沟通及移送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行之有效的规范化程序,则不仅有利于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纵深领域发展,也可以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本调研即是以此为出发点,着力于调查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找准症结,总结此类案件规律,完善规范化办案流程,以期为金融审判领域的扫黑除恶工作提供办案参考。

一、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审判现状考察

本调研所称“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是指在金融纠纷的审理过程中发现存在犯罪嫌疑线索的案件。要完善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的办案流程,需厘清审理此类案件的立法及司法现状。

(一)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的审理规则梳理

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归根结底是“刑民交叉”的案件。“刑民交叉”一直是理论及实务界热议的话题。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实践摸索,不断改进着“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性处理规则。课题组对此类文件进行梳理,将审判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线索”后的程序性处理规则提炼出来。

三、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必须分案审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案经审结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对于经公安、检察机关侦查,犯罪事实搞清楚后,仍需分案审理的,经济纠纷部分应退回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1997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称1997年《规定》)   

第三条第二款 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发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对于追究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对存单纠纷案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对存单纠纷案件有关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大小依法及时进行认定和处理。

   



199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1998年《规定》)   

第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01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非法集资办案意见》)   

七、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12月29日修正,《下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   

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 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十九条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019年11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下称《九民会议纪要》)   

第128条:列举了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的主要情形。

第129条:指明了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的程序处理:对于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正在审理该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正在审理民商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发现有上述涉众型经济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线索和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前,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作出立案决定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侦查机关未及时立案的,人民法院必要时可以将案件报请党委政法委协调处理。除上述情形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外,要防止通过刑事手段干预民商事审判,搞地方保护,影响营商环境。当事人因租赁、买卖、金融借款等与上述涉众型经济犯罪无关的民事纠纷,请求上述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130条:强调民刑交叉案件中民商事案件中止诉讼的条件,即“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表一:金融审判领域扫黑除恶程序性规则的演变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性规则经历了如下变化:

一是审判理念从绝对的“先刑后民”向“区别处理”转变。《1987年通知》所树立的原则是“绝对的先刑后民”,提出若在经济纠纷审理中发现犯罪事实,法院应将全案移送给侦查机关,仅当侦查机关查清犯罪事实后仍需分别审理的,对属于经济纠纷的部分,法院应恢复审理。随后的1997年《规定》则初步提出,若刑事责任不影响民事案件,民事案件可继续审理,改变了以往明显的“重刑轻民”倾向。此后历年的文件则是对“民刑并行”的适用情形进行探索和细化。

二是区分标准从“经济纠纷中存在犯罪嫌疑”向“同一事实”转变。在刑民交叉案件中,何种情况下应将民事案件移交刑事程序处理,一直是探讨的核心问题。为回答此问题,司法机关历年来制定了数则规定。1987年《通知》采取“经济纠纷中是否存在犯罪嫌疑”标准,要求对存在犯罪嫌疑的需全案移送至侦查机关;1997年《规定》以“刑事案件是否影响民事案件审理”作为标准,若影响则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若不影响则继续审理民事案件。1998年《规定》则以“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是否为同一法律关系”作为标准,若是同一法律关系的,则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继续审理民事案件。2014年的《非法集资办案意见》及2015年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则采取了“同一事实”作为判断标准,提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的,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若非同一事实,则可以继续审理。

三是处理方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变。1987年《通知》对处理结果的规定较为模糊,只规定“全案移送”和“侦查后,仍需分案审理的,经济纠纷部分退回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两种方式。1997年《规定》则将处理方式分为中止诉讼并移送犯罪线索、继续审理民事案件并移送犯罪线索两种。1998年《规定》进而指出“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线索”“继续审理民事案件并移送线索”和“移送线索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途径。《非法集资办案意见》则提出“不予受理,移送线索”“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移送线索”等处理结果。《九民会议纪要》将《非法集资办案意见》中的“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解释为“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前,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作出立案决定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侦查机关未及时立案的,人民法院必要时可以将案件报请党委政法委协调处理”。

四是处理程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上述文件将此类案件逐步区分、细化,例如,将案件情况分为法院主动发现犯罪嫌疑与侦查机关将涉嫌犯罪函告法院,侦查机关立案、不予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法院判决认定不构成犯罪,以及民事审理中发现犯罪嫌疑、发现刑事案件已经立案、发现生效刑事判决等不同情形,针对不同情形规定了相应的处理程序,回应了司法实践所关切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此外,《九民会议纪要》更是对当事人在二审审理期间才提出案件移送请求如何处理、何种情况下应当恢复被中止案件的审理等问题作出了规定,并从行为主体、法律关系、要件事实等角度对判断何谓同一事实进行阐释。

从历经修改的上述规则中,可以提炼出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的处理流程图: 

然而,上述规则所解决的仍是原则性问题。从实践角度看,在审理金融纠纷民事案件时,如何警惕并发现犯罪嫌疑、如何调查取证、如何与侦查部门取得沟通、如何进行案件材料的移送接收等一系列实际操作步骤尚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正是本调研需要探索的问题。

(二)从涉刑“民事案件”看涉刑“金融类案件”总体情况——以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涉刑民事案件为样本

为更为全面地把握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的审判现状,课题组借助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数据检索,考察全国范围内,因涉嫌犯罪而被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民商事案件的总体情况,从时间、空间、案由、类型、审判程序等角度对此类民商事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分析,进而从宏观视角出发,把握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的审判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刑民交叉”案件存在“民事案件继续审理,将刑事犯罪线索移送侦查机关”这一处理方式,而此方式较少体现在裁判文书当中,故为兼顾数据准确性及实际操作性可能性,课题组对2017年至2019年度,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判决说理部分中包含“罪”字,且结果分别为裁定驳回起诉、裁定中止诉讼的案件进行检索,旨在以“因涉嫌犯罪而被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案件作为分析样本。因部分裁判文书未及时上网、重复上网、存在法定原因未予上网等原因,故数据存在一定偏差,但可以反映大致趋势。

1.案由维度

经统计发现,2017年至2019年度,因涉嫌犯罪而被驳

回起诉、中止诉讼的民商事案件共计22001件,其中合同纠纷共19250件,占总数的87.5%;而合同纠纷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五类案由,分别为民间借贷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银行卡纠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和买卖合同纠纷(具体数据详见图二),共计占此类民商事案件总数的65.3%。可见,民商事案件中因存在犯罪嫌疑而被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占比最重者为金融类纠纷。究其原因,是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常见的涉众犯罪多借助金融手段实施;而此类犯罪往往涉及范围广、人数多、金额大,容易在金融案件领域产生连锁反应。因此,金融审判领域的“扫黑除恶”是人民法院“扫黑除恶”整体工作的重要一环。

2.时间维度

考虑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法释 [2013]26号)于2014年1月1日起开

始实施,故课题组对2014年至2019年期间,因涉嫌犯罪而

被裁定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案件数量进行统计(详见图三)。

由上图可知,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裁定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2017年(同比增长2553件,增长率为66.7%)。经过与往年数据对比发现,2017年案件增长90%以上集中于民间借贷领域。究其原因,2014年3月公检法三部门联合出台《非法集资办案意见》后,监管部门加大了非法集资类金融犯罪的查处力度;而随着金融活动的活跃及互联网的发展,假借P2P、虚拟货币和区块链名义实施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情况明显增多,且此类案件采用集团化、跨区域、多层级的运作模式,所涉被集资人员数量大,导致2017年此类案件的增长态势明显。

3.地域分布

近三年来,因涉嫌犯罪而被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情况,在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发生较多。其中,中部地区的河南省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浙江省,连续三年位居前5,且江苏、浙江省的排位逐年上升。

以上省市排名靠前,与人口基数大、经济发达、金融活动频繁等因素密不可分。为加大对“职业放贷”非法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六部门于2018年11月16日联合发布《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03月01日发布《关于严格依法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17日出台《关于建立疑似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的意见(试行)》。三地法院出台上述文件,是由于民间借贷领域犯罪行为频发,而上述文件的发布又反作用于犯罪行为的发现,从而促进了此类案件数量的增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2017年、2018年北京此类案件数量不突出(2017年106件,2018年255件),但以案件量与人口数相比,北京此类案件的“密度”较高;更为关键的是,2019年北京已跃居此类案件总数第2名。

4.法院层级及审判程序

近三年间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民商事案件,绝大多数由基层法院审理,且案件数量随着法院层级的递增而骤减。结合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可以推出,在民商事纠纷中发现的刑事犯罪嫌疑,虽然可能涉及人数多、范围广、总金额高,但单笔金额较高者并不多见。

图四:审判程序分布图

如上图所示,2017年至2019年度,涉嫌刑事犯罪而被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民商事案件,主要集中于一审阶段,案件进入二审、再审程序的明显占比较小。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等其他程序的案件则仅有少量,故未体现在图表中。此外,二审、再审的裁判结果大多是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起诉或中止诉讼。这说明此类案件的服判率较高,而不服判决并上诉、申请再审的当事人,往往是坚持认为案件存在涉嫌刑事犯罪的。

5.罪名分类

课题组以前述起案件为样本,统计出裁判文书中出现频率排名前五的词汇,如下图所示:

其中,10796份裁判文书出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6405份出现“诈骗”(其中包括信用卡诈骗1839件、合同诈骗1693件、集资诈骗926件、保险诈骗8件,其余为一般诈骗罪)、944份出现“骗取贷款罪”、305份出现“虚假诉讼罪”、247份出现“套路贷”。由图五可知,影响民商事案件审理的主要犯罪行为中,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况占比较重(占此类民商事案件总数的49%)。

6.处理结果

当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系同一事实时,在处理结果上被裁定驳回起诉者居多,中止诉讼者较少。《九民会议纪要》第130条提出,在法院将犯罪线索移送至刑事侦查机关后,侦查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前,法院应当中止诉讼;作出立案决定后,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该纪要第130条指明,如果民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0 条第5 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据此,民事案件应否中止诉讼、何时中止,在程序上均有严格限制。实践中,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发现犯罪线索后,会先与刑事侦查机关沟通,等待侦查机关作出同意移送的答复后,法院再将犯罪线索移送至侦查机关,侦查机关会较快立案,法院在此之后直接裁定驳回起诉,故除非出现侦查机关不同意立案侦查的情形,否则法院较少出现需要中止诉讼的情况。此外,法院出于“结案率”的压力,也会尽可能避免中止诉讼,这也是导致中止诉讼量较少的原因之一。本报告所指中止诉讼,分为中止审理和中止执行两种情况,根据统计,审判监督程序中裁定“指令再审、中止原判决执行”的案件,2017年有4件,2018年有23件,2019年有30件,分别占当年中止诉讼案件总数的2.5%、15.5%、16.6%。

综上所述,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裁定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民商事案件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频发于金融领域。如前所述,此类案件中合同纠纷占据绝大部分,而合同纠纷中又以金融类案由居多。故在审理金融类案件时,需要警惕是否存在犯罪情形,不能忽略当事人、案外人所反映的犯罪线索,且审理时尤其需要关注当事人、金融产品信息、交易架构等方面存在的关联关系,可以通过大数据连接、台账式登记等手段,建立“一盘棋”。

二是案件数量逐年攀升。此类案件量的增加,与经济形势、金融业活跃程度、金融监管政策等存在密切关联。有鉴于此,审判中需密切关注经济形势、金融行业状况及国家相关政策,以便对案件增势、类型、影响力等及时作出预判,拟定适宜的应对方案。

三是案件多发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由前述分析可知,此类案件数量与人口及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关。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首都的北京,人口密度大,且金融活跃,人民法院更应加强对金融案件中涉嫌刑事犯罪情形的重视程度及打击力度。

四是案件多由基层法院审理。由此类案件审级、程序分布特点可知,此类案件广泛存在于基层法院、一审程序之中。故如何准确、高效地在基层金融审判中发现、打击犯罪,将是未来商事审判领域“扫黑除恶”应着重思考的问题。

五是案件多涉嫌非法集资类犯罪。根据前述统计数据可知,此类案件所涉刑事犯罪类型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骗取贷款、虚假诉讼、“套路贷”等,存在涉众性、金额高、影响大的特点。故需要加强对此类案件的类型化分析,以便法官在审理相应民商事案件时强化警惕意识,明确审理方向。

二、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的实证分析

刑民交叉案件中,究竟是使用“先刑后民”程序,还是采用“刑民并行”程序,需根据具体案情来进行分析,课题组对此不作探讨。本课题关注的重点,是在涉黑涉额的金融纠纷中,如何建立起规范、有效的“犯罪识别”“线索调查”“线索移送”等机制,以便刑事、民事程序有序衔接。

在本部分,课题组将通过对北京市法院所审理的因涉嫌犯罪而被驳回起诉、中止诉讼的常见金融类案件进行分析,把握此类案件的常见类型、犯罪模式,总结相应规律以便在此类案件中发现、识别犯罪线索;另一方面,通过实务及问卷调查,总结法官在移送犯罪线索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期建立规范的线索移送制度。

(一)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的类型化分析——以北京近三年裁判数据为样本

课题组调取北京法院2017年至2019年因涉嫌犯罪而被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裁判文书,选取其中案件数量排名前五的民间借贷纠纷、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保证合同纠纷、债权人代位权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共计783份文书作为考察样本,从实体、程序两个维度分析案件特点。

1.实体特点

(1)利益驱动,以高息、担保相诱惑

在涉嫌犯罪的金融纠纷中,犯罪嫌疑人往往采取给付高息、设置保底条款、提供担保等多种手段,虚增资信,吸引受害人“投资”。统计显示,前述783起案件中,有670件约定由犯罪嫌疑人或其关联方向受害人按照年利率10%-24%(含24%)的标准支付利息、分红或收益款,26起案件约定的年利率在10%以下,71起案件约定按照年利率24%-48%(含50%)的标准进行支付,另有16起案件约定年利率超过48%。大量案件的利率、收益率明显较高,甚至有部分案件的收益率偏离市场一般规律,犯罪嫌疑人借助“高收益”驱动受害人甘冒“高风险”。

此外,高息往往与“保底条款”相伴随。经统计,783案件均以“承诺保本”“承诺到期返本付息”等不同形式约定“保底条款”。其中,有210件系民间借贷纠纷,因犯罪嫌疑人系以“借款”形式吸引受害人投入资金,故到期还本付息为其应有之义。

在高息、保本仍不足以麻痹部分投资者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则采取提供担保的方式,让受害人忽略风险、放下戒心。据统计,在783起案件中,549起案件存在担保人,占此类案件总数的70.1%;49起案件约定提供抵押、质押担保,占此类案件总数的6.25%。约定提供房产、地产作为抵押物的案件,均未实际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约定以股份等提供权利质押的,往往未办理登记,且案发时公司股份实际价值已发生极大贬损。可见,上述案件在金融合同关系成立之初,债权即缺乏实际保障。

(2)犯罪隐蔽,民商事证据链完整

在涉嫌犯罪的金融纠纷中,嫌疑人往往采取较为隐蔽的手段,披上金融的合法外衣实施犯罪:一是合同形式完备,在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条款进行完整约定;二是资金往来凭证齐全,打款、还款的银行流水完整、连续,从表面来看合同得到了正常履行,部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过多次转账试图掩盖款项性质;三是证据链完整,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金融业务的手续齐备,例如,在某保证合同纠纷中,主合同为保理合同,犯罪嫌疑人借助保理业务,在买卖合同中虚设应收账款,再以“债权人”名义将虚假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骗取保理商融资,保理商在应收账款到期未得清偿的情况下,经向债务人催收,才发现买卖合同系由犯罪嫌疑人伪造。在该案中,保理合同、买卖合同、提货单、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等文件俱备,从表面上看并无风险。四是以软暴力取代硬暴力,例如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套路贷”往往采取恐吓、威胁、滋扰等软暴力方式,要求当事人签订虚增债务的合同,或刻意制造违约陷阱等,牟取非法利益。此外,有部分案件借助外力,以公证等形式为其合法性背书,例如部分“以房养老”套路贷,嫌疑人欺骗受害人前往公证处签订借款合同、委托卖房合同,最终实现骗取受害人房屋产权的目的。金融犯罪手段的隐蔽性给民商事法官发现、甄别犯罪提出了较大挑战,导致部分案件在审理之初被作为简单的民商事纠纷进行处理,对统一裁判尺度、实现涉众犯罪受害人公平受偿带来了一定困难。

(3) 手段各异,形式不断翻新

其一,犯罪手段多样,犯罪嫌疑人采取借贷、投资、合伙、委托理财、保理、融资租赁、设立基金等多种形式实施犯罪,所借助的金融工具涉及多个金融领域。

其二,项目内容多样,犯罪嫌疑人借助“养老”“旅游开发”“定投”“汽车消费贷”“农业”“医疗”“开矿”“房地产”“投资白银制品”等多种名目,设立融资项目,“项目”涵盖三大产业。

其三,宣传途径多样,犯罪嫌疑人借助媒体推介会、宣讲会、网络平台推广、线下“体验式营销”等多种手段,鼓吹“项目”前景,承诺丰厚利润,同时实施高额返利、按期分红,借此打造自身“口碑”,待信誉度在受害人之间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得到认可后,再行“收网”犯罪。

其四,采取多线传导,犯罪嫌疑人或采用“传销”模式,或成立公司并聘请“业务员”,通过发展下线,层层嵌套撒网实施犯罪。

(4)借壳掩护,以法人、非法人组织名义实施犯罪

经统计,在783起案件中,有711起案件系通过法人、非法人组织名义实施犯罪,占案件总数的90.8%;仅有72起案件系通过个人实施犯罪,占总数的9.2%;而前一种情况中所涉及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多为小额贷款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公司、投资管理公司,该等公司以理财、投资之名实施犯罪;少部分为借助科技公司、房地产公司、餐饮、影视、农业科技公司等名义,以借款之名从事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可见,犯罪嫌疑人多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利用行业政策优势、乘开展业务之机违反金融法规制度以伺机作案,再利用法人有限责任金蝉脱壳逃避法律责任,犯罪活动具备一定隐蔽性。

(5)流程繁多,所涉主体多元

近年来,民刑交叉案件中的犯罪日益呈现出组织化、集团化的特征,犯罪团体内部架构完备、层级分明,部分犯罪甚至以产业链形态运作。例如,在借助“汽车消费贷”实施犯罪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借给自然人办理大额信用卡的名义,吸引自然人前往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办理汽车分期付款购车业务,犯罪嫌疑人负责为车辆办理上牌手续,后犯罪嫌疑人在自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车辆办理抵押借款,后无力偿还借款,造成车辆灭失 。该系列犯罪案件中涉及贷款公司、嫌疑人、4S店、受害人四方主体。再如,在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嫌疑人诱骗承租人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在合同中指定购买嫌疑人关联公司的医疗设备,嫌疑人在代承租人支付若干期租金后失去联系,融资租赁公司因未按期收到租金而将承租人诉至法院。

(6)金额较大,普通投资者成为被针对的重点人群

犯罪分子以对财富“保值增值”的现实需求为靶向,瞄准了普通投资者的多年积蓄或房产。如上图所示,经统计,在783起案件中,有114起案件的标的额超过200万元,占案件总数的14.56%;有227起案件的标的额在50万至200万之间,占案件总数的28.99%;有293起案件的标的额在10万-50万之间,占案件总数的37.42%;有149起案件的标的额在10万以下,占案件总数的19.3%。由上述数据可知,近7成案件的标的额在10万至200万之间,系普通投资者多年存款积蓄或房产价值,可见普通投资者已经成为了犯罪分子的重点瞄准群体。




(7)目标群体多为老年人、退休人士

大部分老年人保有一定积蓄和养老金收入,手有“余钱”,但面对养老看病现实需求和乐享晚年美好愿望之间的矛盾,存在让积蓄保值增值的理财需求。同时因缺乏金融投资知识,轻信犯罪分子片面夸大之词,容易上当受骗。数据显示,在783起案件中,有345起案件的受害者年龄在70岁左右,占案件总数的44.06%;有211起案件的受害者年龄在60岁左右,占案件总数的26.95%;由141起案件的受害者年龄在50岁左右,占案件总数的18%;其他年龄在70岁以上和50岁以下的受害者仅占案件总数的10.99%。可见,老年人群体是此类案件的重点受害者。

(8)涉嫌犯罪类型集中

经统计,783起案件所涉犯罪类型多集中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共计683件,占案件总数的87.3%)、诈骗类犯罪(包括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共计59件,占案件总数的7.5%),另有少量案件涉嫌非法经营罪、传销罪、骗取贷款罪等。此情况与前文所述全国近三年涉嫌犯罪金融类案件特征一致。

2.程序特点

(1)同一涉嫌犯罪事实引发多起案件的情况较多

经统计,在前述783起案件中,因同一涉嫌犯罪的事实引发多起案件(以下简称串案)的情况较多。其中,有53起案件存在2-9件串案;有11起案件的串案数量在10-50不等;有1起案件的串案数量超过了100件,即316件嫌疑人为北京轩辕阁商务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串案在关联案件被裁定驳回起诉后,剩余案件以原告主动撤回起诉等方式得以解决。例如,北京瑞达利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涉及的15起案件中,有10件以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方式处理,剩余5件则以原告撤诉或原告未按时交纳诉讼受理费故法院按撤诉处理的方式结案。

涉嫌犯罪的金融纠纷之所以多为串案,是因为金融存在财富聚集、风险共担的特点,以金融工具实施犯罪容易形成涉众犯罪。该类串案地域、时间跨度较大,受理在先的案件可能因尚未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且仅凭个案难以发现非法集资等涉众犯罪线索,故法院将案件作为民商事纠纷审理并作出判决;而受理在后的案件,在当事人、公安机关提交相关犯罪线索后,法院以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的方式处理,由此引发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此外,不同地区的法院因信息不共享,亦容易发生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

(2)案件审理周期普遍较长

在剔除串案干扰因素后,课题组对剩余此类案件共计263件的审理周期进行了统计。由图可知,63.5%案件的审理周期普遍位于3个月以上,其中,审理周期在3个月(含)-6个月(不含)内的共计72件,占总数的27.3%;在6个月(含)-1年(含)内的共计65件,占总数的24.7%;审理周期在1年-2年区间内的共计30件,占总数的11.5%;审理周期在3个月以内的案件共96件,占总数的36.5%。可见此类案件的审理周期普遍长于3个月,且部分案件的审理周期超过一年,接近两年。

课题组向北京多家法院审理过此类案件的法官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得到38份问卷

实践中,影响此类案件审理周期的“元凶”主要有以下几点:1.寻找、联系公安机关耗时较长;2.花费大量时间与刑事主管部门衔接;3.涉嫌犯罪的调查取证较难;4.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当事人下落不明,或因被采取强制措施、被侦查等涉密因素,导致法院无法向其送达应诉手续;5.部分案件因涉嫌刑事犯罪,需鉴定合同真伪,例如涉嫌合同诈骗罪的金融纠纷中,可能涉及鉴定合同印鉴真伪。

(二)涉黑涉恶金融案件的实务困境总结

1.制度空白

前文所列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性规则虽作出了一系列原则性规定,但在具体操作方面仍缺乏规范化细则:

(1)发现犯罪的时限不明。前述法律规定,发现犯罪线索应及时移送,但对于应在审判哪一阶段“发现犯罪”,不同规定有“审理中”、“受理后”、“立案后”三种不同表述;而对于截止时间亦未作出明确限制,例如是一审庭前准备、开庭审理还是合议完毕之前,二审询问、开庭、还是合议前。

(2)调查的范围及程度不明。对于民事法官应调查与民事纠纷相关的犯罪事实,还是可以包括与民事纠纷无关的犯罪事实,规则中并无明确提示;刑事案件有自诉和公诉之分,在何种情况下法院应主动移送犯罪线索,何种情况下应依据当事人申请进行移送,尚需明确。

(3)移送线索的期限不明。对于发现确有犯罪线索的,应该在何期限内完成移送,规定不明,可能导致时间过长,影响当事人及时维权。

(4)缺乏有效的监督。一方面缺乏群众的监督,裁定驳回起诉并移送犯罪线索的过程缺乏引导当事人发表意见的程序,可能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缺乏监管部门的监督,实践中存在法院认为应裁驳移送,但公安机关认为不应立案的情况,也存在公安机关认为案件涉及犯罪,但法院认为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虽有关联却并非同一事实的情况,容易滋生权力寻租。

(5)缺乏后续程序规范。对公安决定不予立案的,缺乏有效的对接,增加了当事人因案件流转而产生的时间成本;公安立案后,刑事案件的处理与民事纠纷的处理程序缺乏有效的沟通对接。

2.实务障碍

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总结出如下实务问题:

(1)移送审批程序不明。调研显示,部分法院规定要移送的案件需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方可移送;部分法院规定要移送的案件需经本院“扫黑办”核准后,方可移送;部分法院规定需逐级请示直至院长级别,方可移送。 

(2)移送方式不明。调研显示,承办法官有的选择直接以普通邮寄或机要方式邮寄卷宗材料,有的通过政法委等部门协调移送卷宗材料,在上述移送方式无果的情形下,部分承办法官选择携带卷宗材料直接前往当地受移送部门当面移送卷宗材料。但上述移送方式均面临移送材料如何进行有序衔接的问题,缺乏交接手续。

(3)移送内容不明。调研显示,移送材料中包括卷宗材料的原件,也包括复印件;移送的卷宗材料中均包含正卷,但部分材料中也包含副卷;

(4)移送对象不明。因涉刑事案件的案由不同,需要移送的受理部门也不相同。因缺乏统筹协调,刑民交叉案件法官作为移送案件的启动方,囿于刑事案件管辖经验和知识的欠缺,以及无法有效联系对接移送部门,前期往往难以向公安、检察、国家安全部门精准移送案件。

(5)后续反馈缺乏。受移送部门普遍缺乏向移送案件的承办法官对是否接受移送以及后续案件办理进度等情况的反馈,承办法官无法向案件当事人传递案件有效信息,当事人无法获知案件后续处理情况,易增加信访隐患。

三、涉嫌犯罪金融类纠纷案件审判工作建议

(一)完善涉嫌犯罪民商事案件的审判机制

1. 引入刑事审判力量,审慎认定民商事案件涉嫌犯罪事实。遵循民商法意思自治原则和刑法应有的谦抑性原则,应当审慎认定民商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一方面,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各有其独特思维,要求民商事法官认定涉嫌刑事犯罪具有一定难度;另一方面,民商事案件中审查涉嫌刑事犯罪手段有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对于民商事法官来说,认定涉嫌刑事犯罪要求不能过于严苛,但应当加强研判甄别,尽到注意义务,必要时可商请刑事审判部门等人员共同参与案件讨论,或针对涉重、复杂案件探索建立民商事、刑事法官共组大合议庭的审理机制。

2. 就犯罪线索的甄别、移送及案件审理制定统一规范。结合实践经验及前文所总结的问题,课题组认为可从如下角度着手制定规范:(1)加大犯罪甄别力度,对民商事案件中可能涉嫌犯罪的情形进行总结,以提示承办人遇到特定情形时注重调查取证,查清是否存在犯罪嫌疑;此外注重类案查询,借助大数据检索实现类案排查。(2)完善线索调查机制。民商事案件中的犯罪形式多样、隐蔽性强,受害人举证较为困难,故需通过调查机制的设置,强化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力度。(3)规范案件办理程序,包括合议程序、汇报程序、举证程序、文书制作、刑民衔接程序等,在强化程序规范性的同时注重对当事人合法诉权的保护。(4)明确涉众案件慎判原则。大量涉嫌刑事犯罪的民商事案件是因同一犯罪行为所引发,尤其是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集资诈骗嫌疑的,所涉民商事纠纷往往在几十甚至上百件以上,涉众犯罪所涉人数多、地域广、标的大、影响重,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一体解决,有助于被害人公平受偿,维护社会稳定,故法院应采取“首案慎判”原则,提出案件可能存在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在出具首个裁判文书之前,应经由专业法官会议进行讨论。(5)重视释法说理。民刑交叉案件中,如果出现追赃困难,就可能使被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全面救济,当事人可能出现情绪激动的情况,故法官要认真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二)多方联动,构建金融审判中打击犯罪的合力

1.加强司法机关与金融监管部门的联动。可通过联席会议、数据共享、风险预警、业务协作等联动机制,形成司法机关与金融监管部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打击金融犯罪的合力。具体而言:(1)构建金融监管政策联席沟通机制。金融行业的运营模式日新月异,金融市场变动不居,导致金融立法相对“滞后”,在立法空白的场合,司法机关可能以金融监管政策、规章作为办案参考。然而金融监管政策内容庞杂,且常伴随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故由制定者解读政策制定背景、目的,解释政策内容,有助于司法机关更精准地理解金融监管政策,据此更准确地判断特定金融合同的法律效力,识别违规交易行为。(2)构建创新型金融交易模式通气机制。金融交易的结构日趋复杂,金融衍生品不断涌现,这对司法机关采用穿透思维、辨别底层资产造成了一定困难,而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创新业务模式更为熟悉,由其向司法机关提供专业支持,有助于司法机关厘清案件事实,更敏锐地察觉个案中所可能隐藏的犯罪及(系统性)金融风险。(3)建立司法大数据共享机制,由司法机关向金融监管部门提供相应审理数据,进行金融风险警示,将“末端防治”与“前端监管”有效结合。同时,司法机关与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共享大数据,共建社会征信管理体系,进而减少金融犯罪,加强金融风险控制。(4)司法机关可通过延伸审判职能,强化金融监管。当下,金融监管强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行为监管”相结合,在规范金融企业市场准入、经营、退出的同时,强调同一金融产品按照同一规则由同一部门监管,对没有牌照却从事金融业务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在存在监管套利或监管空白的场合,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司法裁判,为市场提供更为稳定的行为预期,对隐藏于金融交易中的非法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予以否定性评价,起到较好的寓教于审、惩教结合效果。

2.加强与其他司法部门的联动。涉嫌刑事犯罪的民商事案件移送,法律规定不明确,移送程序繁琐复杂,不仅关乎法院内部民刑审判部门的审查认定,更牵涉法院与其他司法部门如刑事侦查机关的协调配合,因此应当积极完善司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1)司法部门之间应当建立定期会商机制,由共同上级机关牵头,法院、公安等部门定期就刑民交叉案件的移送进行磋商,实现案件移送的全流程信息共享,特别是移送案件管辖确定、案件移送和处理进度等信息的共享,做好案件移送程序衔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2)通过与其他司法部门的直接对接,简化案件移送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实现集约一站式移送。(3)对案件移送进行有效监督。民商事案件一旦认定涉嫌刑事犯罪,即应当进行案件移送流转登记,法院应当在一定时期内尽快向有关部门进行移送,有关部门应当在一定期限内提出是否接收移送案件的反馈意见,并进行移送案件处理事后评估,确保案件高效移送。

3.加强司法机关与金融行业协会的沟通。一方面,司法机关应发挥司法建议的能动作用,将金融审判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现象以个案通报或司法建议等形式反馈给行业协会,以便行业协会规范会员的业务行为,及时发现、妥善处理可能影响金融秩序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实现金融犯罪的源头防控。另一方面,金融司法在对某一金融业务进行法律评价和责任划分时,可能需要参考行业惯例、行业标准,并综合考虑行业实际;而金融行业协会承担着制定行业规则及标准、组织业务培训、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等职责,可以就相关专业问题向司法机关作出专业解释,配合司法机关调查案件相关事实,及时发现案件中隐藏的违规、违法行为。


 
责任编辑:北京二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