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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研究
  发布时间:2021-07-14 10:39:11 打印 字号: | |


 

 

 

 

 


  一、研究缘起及实践情况

(一)研究缘起

原告资格问题一直是行政审判的疑难复杂问题之一,虽然采用利害关系标准来判断原告资格没有争议,但如何确定利害关系的有无则主张甚多,实践并不统一。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协议性,呈现出诸多与传统行政行为不同的特征,这就决定着行政协议案件的审理规则也应与传统行政案件有所区别。那么,当行政诉讼中最为疑难复杂的原告资格问题遇上新类型的行政协议案件,问题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其突出表现就是行政协议外第三人的原告资格问题。

2020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五条对行政协议案件的原告资格进行了“列举+兜底”式的规定,但仍有尚需明确和亟待解释之处。近年来,我们在行政审判中也遇到了一些涉及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判断的疑难案件,试举几例如下:

【案例1】刘某与白某签订了《换房协议》,刘某在白某的房屋实际居住,但未办理过户手续,后该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征收部门与白某的继承人(白某已去世)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时,涉案房屋登记的产权人仍为白某。刘某作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外的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

【案例2】公房承租人雷某阁共有三子,雷某阁去世后,次子雷某水及其家人实际居住在涉案公房,且涉案公房未经合法途径析产。因涉案公房被纳入征收范围,征收部门与雷某水签订了《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雷某才以其为雷某阁的继承人为由,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房屋征收安置补充协议》无效。

【案例3】公房承租人去世后,征收部门与其妻董某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协议中涉及董某子女李某实际居住的未经登记的自建房,在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时,董某承诺自愿交付全部关联未登记房屋。李某主张协议将其未登记的自建房与正式公房捆绑在一起,且未进行合理补偿,故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

上述案件在审理时均有不同意见,较为疑难。归根结底,审判实践中缺少针对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和体系框架。全部诉诸于个案判断,必然会导致标准的飘忽不定,进而影响裁判尺度的统一。鉴于此,课题组针对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问题进行调研并尝试提出框架性的判断方法。

(二)实践情况

为全面了解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的实践情况,课题组以“行政协议”和“原告资格”为关键词,将立案日期设定为2020年1月1日后,结案日期设定为2020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共获得220篇裁判文书,经逐案甄别,其中136篇裁判文书涉及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问题。

从原告的身份判断,136件案例中,原告为所有权人的49件,包括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实际产权人、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人的继承人、房屋共有权人等;原告为用益物权人的41件,主要为公房承租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居住权人;原告为债权人的10件,包括房屋承租人,协议相对人的债权人;其他案件36件,主要是无证据证明而自称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当事人、原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协议的实际履行人、按照框架协议成立的项目公司等。

从涉及的行政协议类型来看,136件案例中,涉及征收补偿协议的104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14件,特许经营协议4件,其他协议14件,包括土地收储协议、拆迁户办理产权证协议、房屋批建协议、资产补偿协议、招商引资协议、区域整体开发合作框架协议、煤矿关闭协议、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之委托及项目运营管理协议等。

从原告的诉讼请求来看,《规定》第九条对行政协议案件“具体的诉讼请求”进行了7项列举,而在136件案例中,原告的诉讼请求集中在请求确认协议无效(或部分无效)和请求撤销协议上,其中请求确认协议无效(或部分无效)52件、撤销协议57件,两项占比高达81%。此外,请求确认协议违法8件,请求履行协议15件,单独请求赔偿或补偿2件,请求撤销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1件,请求变更协议内容1件。

从法院的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分析,多数行政协议外第三人未获得原告资格。77个案例中,法院认为提起诉讼的行政协议外第三人不是适格原告;54个案例中,法院进行了实体审查或指定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明示或默认了原告资格;5个案例中,法院以其他理由(包括超过起诉期限和2015年1月1日之前签订的行政协议应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无法看出法院关于原告资格问题的态度。总体而言,136件案例中,裁驳率高达61.76%。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原告身份类型不同,诉讼请求类型相同时,法院对于原告资格的态度可能不同;原告身份类型相同,诉讼请求类型不同时,法院对于原告资格的态度也可能不同。

更为关键的是,原告身份类型相同,协议类型、诉讼请求皆相同时,法院对于原告资格的态度也可能不同,亦即出现了裁判尺度的不统一。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对《规定》第五条第(三)项的理解存在差异。一种观点认为,“其他认为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指除该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协议类型以外的其他行政协议的利害关系人。如(2020)湘07行终187号行政裁定书指出,“虽然《规定》第五条第(三)项为兜底条款,但主要针对的是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外等其他类型的行政协议。”另一种观点认为,《规定》第五条第(三)项系完全的兜底条款,包括除前两项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外的其他所有利害关系人。如(2020)鲁71行终201号行政判决书指出,非被征收房屋的用益物权人或公房承租人的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张某,因系案涉房屋的原实际使用权人,且行政协议的协议相对人与其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已经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故其与被诉行政协议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赋予张某原告主体资格。

其二,对房屋产权人的继承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认定不一致。针对产权人去世后,涉案房屋未经法定途径析产,征收行政部门与产权人的其中一个继承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协议,其他继承人起诉要求确认协议无效的情形,一种观点认为,涉案房屋未经析产,所有继承人都可能获得房屋的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故行政机关与继承人之一签订行政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其他继承人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如(2020)津0105行初80号行政判决书。另一种观点认为,继承人主张基于继承取得的权利,有赖于继承民事法律关系的确定,该权利不受征收补偿中行政法律关系的调整,并不影响征收补偿协议的正常签订。基于继承人的身份直接要求确认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与该协议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如(2020)皖12行初230号行政裁定书。

其三,对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原告资格态度不同。征收行政部门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往往涉及许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种观点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承包地在协议征收土地范围内,该成员作为土地承包人认为协议损害了其合法权益,系属于与该行政协议有利害关系的人,故有权提起诉讼,如(2020)桂02行终18号。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只是土地所有权人与征收管理部门关于土地征收补偿款达成的协议,只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或者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如(2020)川01行终1041号。

二、理论分析

为了发现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的一般规律,本报告在分析时排除以下特殊情况:

一是排除涉他性行政协议。通常情况下,行政协议只涉及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安排,不会明定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但也有部分行政协议存在为第三人设定权利义务的情形,此时被设定权利义务的第三人针对行政协议提起诉讼,一般具有原告资格,此处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为利害关系标准,实质上与传统行政案件的原告资格判断标准无异。

二是排除《规定》第五条第一项明确规定的情况。《规定》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参与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活动,认为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与其订立行政协议但行政机关拒绝订立,或者认为行政机关与他人订立行政协议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从该条规定来看,公平竞争权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似乎与协议所处阶段有关,即协议的订立阶段具有原告资格,而后续的履行阶段则不具有原告资格。这与一般情况下判断原告资格不区分协议阶段有所区别,属于特殊规定,故在讨论时也予以排除。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研究目的和篇幅,本报告对于传统行政案件利害关系标准如何掌握(如保护规范说、实际影响说、特殊利益说等)不作过多讨论。

(一)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的特殊性

行政协议案件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与传统行政案件有无区别,是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

有观点认为,行政协议案件原告资格“要与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保持一致”。理由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原告资格标准是需有利害关系,该利害关系一般理解为损害其合法权益或者对其合法权益造成不利影响。而在行政协议诉讼中,《规定》对于协议之外的利害关系人仍然强调了须损害其合法权益。也有观点认为,参考法国行政协议制度经验,行政应当以开放协议外第三人诉权为原则,但也应根据效力争议、履约争议及高权争议的各自特点分别划定协议外第三人诉权之边界,通过对利害关系的不同解释予以分类规范。

课题组认为,前者观点忽视了行政协议有别于传统行政行为的“合意性”和“相对性”特征,亦缺乏对有别于传统行政行为的诉讼类型的特别关注,具有一定的扁平化、模糊化和笼统化特征。“按照不同的视角,原告资格认定的结论是不同的,而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请求权基础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在行政协议案件中一体化地采用行政案件利害关系标准,那么协议外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难以得到准确、合法的保护,也为一些不适格的第三人任意挑战行政协议体系制造了“漏洞”,导致协议双方合意建立的双方法律关系的安定性被过分打扰。可见,对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要区别于传统行政案件的“利害关系”标准,或者说,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不能笼统概括为“利害关系”标准。

(二)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判断的不同主张

在承认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特殊性的前提下,对于如何具体判断存在不同主张,但都有一定缺陷: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具有原告资格,归根结底为其与该行政协议存在利害关系且其固有利益受损的情形。理由是:判断行政协议外第三人的原告主体资格,应当考量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影响。合同相对性决定了在合同关系中仅“特定债权人得向特定债务人请求给付”。当行政协议行为对协议外利害关系人的固有利益可能造成损害时,应当赋予利害关系人对该协议发起挑战的诉讼权利,防止和救济因行政协议行为导致第三人合法权益受损。课题组认为,这种观点关注到了行政协议诉讼原告资格的独特性,也注意到了过于宽松的原告资格标准会对行政协议安定性和法律关系稳定性造成不利后果,但也存在如下问题:其一,未对诉讼请求和诉讼类型给予特别关注。其二,以权益是否因协议约定而创设为基准,固有利益指向民事主体就其人身或财产所享有的权益(主要指人身权、物权等绝对权,但也应包括那些尚未上升为“权利”的、与人身或财产密切相关的利益,如死者人格利益、商业秘密、占有),履行利益则指向债务人提供有效的给付而给债权人带来有价值的好处,包括预期可得收益。此观点在权利基础一节仅强调固有利益的受损,未就履行利益在特定诉讼类型中是否需要考虑原告资格问题作出回应。

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问题,基于民事权利基础不同,在不同诉讼类型下会分别出现以请求权与支配权为基础的两种不同情形。第三人以支配权为基础提起的撤销之诉、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以请求权为基础提起的给付之诉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但不宜在撤销之诉、确认之诉中赋予享有请求权基础的第三人以原告主体资格。理由是:行政诉讼类型的差异化对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有着不同影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问题上,同时存在着类似民法的权利基础问题。课题组认为,这种观点强调了权利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也注意到了诉讼类型化对原告资格认定的影响。其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将行政协议诉讼类型比照传统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之诉、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无法与《规定》中的行为之诉、关系之诉相对应,亦无法涵盖《规定》中的所有诉讼请求。二是将撤销行政协议之诉划入传统行政诉讼类型中的撤销之诉,错误地将撤销协议与撤销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的单方行政行为视作同一诉讼类型。三是无视请求权在物权法、继承法等领域的普遍存在。在以请求权为基础的撤销之诉和给付之诉情形下,采用与民法上撤销权、代位权制度(权利主体限定为债权人)作比较的研究方法不能涵盖其他的请求权类型。

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资格标准产生了基于履行权益与固有权益的二分。第三人对于固有利益的主张仍然遵照利害关系标准,但对于合同权益的主张则需回归到行政相对人标准。同时指出,这里的利害关系标准不与传统的行政诉讼利害关系标准完全一致,强调与行政协议整体的直接利害关系,仅适用于行政协议第三人的权利损害系由双方共同造成的情形。出于对协议另一方表意的保护,第三人与行政协议任一单方主体之间的利害关系或基础纠纷,可能构成对于与行政协议整体之间的利害关系的“截断”。理由是:合同相对性原则仅调整合同权益,基于固有利益受损主张原告资格时,不受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调整。课题组认为,这种观点考虑到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于固有利益和履行利益的调整关系,也关注到了行政协议中行为之诉的可分离性。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是未关注诉讼类型划分的必要性,未区分效力争议和履行争议对原告主体资格可能产生的影响。二是未回答行政协议纠纷中对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遵循程度与民法上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遵循程度是否一致,是否可能存在扩张的问题。三是构建的“截断”机制不属于利害关系本身的讨论范畴,并且实际上有利害关系的情况并不会发生所谓的“截断”效果,而只可能产生中止诉讼等法律效果。

综上所述,现有的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判断标准无法完全有效回应行政协议案件在解决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的现实需求。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更具可操作性的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判断体系。在构建时,既需要在与传统行政行为诉讼的比较中求同存异,也需要从一般合同理论与制度中展开审视与借鉴;既需要坚持利益衡量原则,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协议相对人利益、第三人利益,也需要在整体框架上把握行政协议的合法性与安定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三、解决方案

《规定》延续了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两分法”思路,将行政协议案件分为行为之诉、履约之诉,分别作出相应规定。实践中,两类诉讼的审查重点、审查方向等亦存在鲜明的差别。课题组认为,可在上述“两分法”的框架下,根据当事人的权利基础,对不同诉讼类型中协议外第三人的原告资格判断标准作进一步细化。

(一)行为之诉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优益权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本质上仍属于行政行为。在此类行为中,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权益施加影响的方式,仍体现为单方性、强制性,此与传统行政行为无异。基于此,当行政相对人针对此类行为起诉请求撤销、变更时,法院需对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其审查方式、审查重点等,与传统行政案件并无不同。故在确定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时,仍可遵循“利害关系”标准,无论原告所主张的利益为固有利益抑或履行利益,其均有可能获得原告资格。 

(二)履约之诉

《规定》第九条明确的诉讼请求中,除第一项“请求判决撤销行政机关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或者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外,其余诉讼请求均可归入履约之诉的范围。但根据实践情况,在履约之诉中,协议外第三人以原告身份起诉的案件又大致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否定协议类。指协议外第三人针对协议本身起诉,请求否定协议效力或撤销协议。在此类案件中,原告认为协议的订立、履行损害其合法权益,故对协议持消极态度,其诉讼对象往往只指向协议本身。常见类型有:(1)请求判决确认协议无效;(2)请求判决撤销协议。

二是请求给付类。此类案件中,原告对协议的效力持肯定态度,期望积极介入行政协议法律关系,要求行政机关与其订立协议、履行协议或者在肯定协议效力的前提下寻求解除协议。常见类型有:(1)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义务;(2)请求判决行政机关签订协议;(3)请求判决行政机关赔偿或补偿;(4)请求解除协议。

1. 否定协议类

(1)第三人以固有利益主张原告资格

在行政协议涉及第三人固有利益的情况下,可采用利害关系标准把握其原告资格——不论协议双方就协议权利、义务内容的约定如何细化,只要协议内容在总体上对第三人固有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即可认定第三人与协议存在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如《规定》第五条第二项中规定的被征收房屋用益物权人、公房承租人。

需要注意的是,具有利害关系,并不意味着第三人必然要通过行政协议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如协议外第三人与协议相对人对该固有利益存在基础纠纷,则法院可指引第三人就基础纠纷先行起诉。就其性质而言,这种指引仅仅是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出发为协议外第三人设定一套救济路径,并不从理论上切断协议第三人与协议整体的利害关系。此处与“截断说”的主张不同。“截断说”认为,法院引导第三人就基础纠纷先行起诉时,第三人与行政协议整体之间的利害关系被截断。但该主张混淆了基础性请求权与救济性请求权之间的区别,法院为第三人指明的权利救济路径,并不能否定第三人的基础性请求权。第三人依法院指引解决基础纠纷,也并不意味着放弃起诉行政协议。待其主张的固有利益得到确认后,第三人仍可就协议提起诉讼。

(2)第三人以履行利益主张原告资格

这种情况多表现为债权人认为行政机关与债务人签订的行政协议损害其债权实现,从而针对行政协议起诉。如征地补偿协议签订后,曾经与被征收人约定以被征收房屋抵债的债权人,以其债权实现受损害为由,起诉请求撤销协议。此处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是协议外第三人与协议相对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二是行政协议双方的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第三人相关权益的救济无须通过起诉行政协议实现,只须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债权债务纠纷即可。此时,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及行政协议稳定性的考虑,可指引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解决纠纷,无须赋予其针对行政协议起诉的原告资格。这种将民事纠纷剥离出去的处理方式能够与行政诉讼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合理衔接,同时有利于理清权利救济渠道,为行政协议的稳定性提供保障。

2. 请求给付类

关于协议一方主体拒绝履行协议义务,协议相对人也怠于履行协议权利的情况下,第三人是否具有合同请求权的问题,民法学界主流观点持否定态度:我国合同法并未赋予协议第三人以合同请求权,即便合同约定为第三人提供某种权益,在债务人不积极兑现时,也只能由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第三人不能直接起诉要求债务人履行合同义务。此观点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体现,在行政协议诉讼领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课题组认为,不论协议外第三人基于固有利益还是履行利益起诉请求履行行政协议,都应严格把握协议相对人标准,以确保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稳定,进而确保行政管理及公共服务目标的顺利实现。然而,由于行政协议的特殊性,合同相对性原则在特定情况下可适当突破。

综上所述,行政协议外第三人的原告资格判断,可以遵循如下判断步骤(见图5):

 

图5  行政协议外第三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步骤

首先,根据原告诉讼请求判断属于行为之诉抑或履约之诉,属于行为之诉的,与传统行政案件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相同,采利害关系标准;

其次,属于履约之诉的,根据诉讼请求,区分为否定协议类抑或请求给付类;

再次,根据原告的请求权基础(固有利益抑或履行利益),在否定协议类和请求给付类项下分别判断。如属于否定协议类,以固有利益主张原告资格的,采利害关系标准;以履行利益主张原告资格的,采协议相对人标准。如属于请求给付类,以固有利益和履行利益主张原告资格的,采协议相对人标准。

3. 例外情形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对样本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上述判断标准至少存在如下例外:

(1)法律明确规定

法律的明确规定可能使协议外第三人获得类似于协议相对人的法律地位,进而使协议外第三人具备原告资格。

例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行为不起诉的,过半数的村民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名义提起诉讼。在村民委员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村民属于协议外第三人。按照前述判断标准,村民个人以固有利益寻求否定协议时,如采利害关系标准,基于村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应当具有原告资格,但依据上述规定,村民个体并无原告资格;过半数的村民以固有利益请求给付时,如采协议相对人标准,则过半数的村民没有原告主体资格,但依据上述规定,过半数的村民可以起诉。上述规定可以视为法律的特别规定,过半数的村民通过该规定获得了类似于协议相对人的法律地位。

再如,《公司法》第151条规定了股东代表诉讼,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他人损害公司利益时,公司意思机关怠于行使诉权,符合条件的股东在经过前置程序后,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并没有将诉讼种类限定为民事诉讼,当然也应当包括行政诉讼。此时,在公司与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股东属于协议外第三人。按照前述判断标准,在采协议相对人标准的情形中,股东均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但由于上述《公司法》规定的存在,股东在特定条件下取得了类似协议相对人的地位,进而具有原告资格。这一点也被司法实践所肯认,如最高法院案例明确,在征补协议签订后,行政机关未在约定期限内支付补偿款,被征收人(公司)亦怠于主张权利的情况下,被征收人的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之规定,起诉请求行政机关履行协议义务。

(2)继承人

在产权人(已故)与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继承人为协议外第三人。按照前述判断标准,协议外第三人以固有利益请求给付的,采协议相对人标准,继承人无原告资格。但由于继承关系的存在,继承人实际上也取得了类似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者说,在协议相对人去世后,继承人已实质上成为新的协议相对人。即便存在多个继承人的场合,仍然可以赋予继承人原告资格。如:被征收人A已故,其子B、其女C均在被征收房屋内实际居住,且A并无其他法定继承人,被征收房屋亦未进行分家析产。后,B与征收机关订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注明“甲方:某机关 乙方:A(已故)”。基于本案实际情况,应将本案补偿安置对象视为B、C二人。在征收机关未按期履行补偿安置义务的情况下,如B、C起诉请求发放补偿款,则应赋予其原告资格。原因在于:B、C在要求行政机关发放补偿款的事项上,具有一致立场。即便二人之间对于房屋份额的内部分配存在争议,亦不影响该一致立场的达成。二人请求行政机关履行协议义务的诉求,客观上有利于协议内容的实现及行政目标的达成。

(3)实际履行人

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订约人与实际履约人不一致的情形。在订约人与行政主体的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实际履约人属于协议外第三人。按照前述判断标准,实际履约人以履行利益请求给付,不具有原告资格。但此种情形下,出于减少诉累、确保行政协议尽快履行的考虑,也可适当放宽原告资格的限制。如,A公司与行政主体签订行政协议,后,A公司设立项目公司B公司实际履行合同。在行政主体嗣后不履行协议义务的情况下,B公司起诉请求行政主体履行行政协议。课题组认为,在此类案件中有必要赋予协议第三人原告资格。与第三人提起撤销协议之诉、确认无效之诉不同,在第三人诉请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将其与行政主体之间的争议纳入诉讼程序进行实体审理,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以保护协议相对人和实际履约人的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北京姑娘二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