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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善意文明执行的调查研究——以执行程序中企业产权保护为视角
  发布时间:2021-09-10 10:49:50 打印 字号: | |

摘要:2020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这一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在执行工作中对于善意文明执行的要求,为法院未来的执行工作尤其是涉疫情案件的执行提出了更为灵活的工作方法。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妥善运用比例原则,在善意文明执行和产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重视执行转破产、超标的查封等问题的解决,为企业经营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同时,注重第三方介入的执行和解,减少对立与摩擦;也要担当作为,搭建平台为有潜力的困难企业融资,运用社会力量切实解决企业问题。

关键词:善意文明执行、产权保护、营商环境

一、 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理解与适用

(一) 善意文明执行的理论阐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以下简称《善意文明执行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善意文明执行典型案例就善意文明执行的精神与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

1.善意文明执行的目的

对目的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更好地指引行为。《意见》中就善意文明执行的意义展开了深入剖析,倒果为因,善意文明执行的目的不外乎“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权益影响”、“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简而言之,在执行工作中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就是要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以保护涉诉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第一要义。以企业债务纠纷为例,对于原告企业由于案件所涉款项巨大,急需现金流周转的情况下,应当及时采取保全措施,保障其诉讼权利得以实现;对于被告企业来说,渡过因流动资金被冻结生产受限的难关,迅速复工复产也是法院执行工作应当考虑的问题。

其次,活用强制措施,避免被执行人损失进一步扩大。在执行工作中,部分企业因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导致融资困难、生产处处受限,进一步限制其还款能力。不仅不利于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还有可能导致被执行人遭受“灭顶之灾”。法院应当在被执行人提出解除强制措施申请后,谨慎审查其是否符合相关条件,确有必要的可暂时解除强制措施。

同时,既要维护法律的权威,也应当在执行工作中体现司法的温度。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不仅仅是应当偿还债务的主体,还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发挥着促进就业和缴纳税款的重要作用。法院应当充分考虑各项因素,探寻该类案件依法达成调解“起死回生”的新途径。在保证公平正义早日实现的同时,依照法律及时解决涉诉双方当事人的纠纷与矛盾,为疫情期间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善意文明执行应遵循比例原则

执行环节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处于最后的环节,对案件的进展承担着终结性的作用,执行环节的落实保障者司法公信力与生命力的实现。因此,执行环节的强制性必然与司法的权威性息息相关。如何在执行过程中把握好执行手段的强制性和执行目的的善意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应当始终探索的问题。

法院的强制执行具有引导、威慑、惩戒的作用,以上作用的实现在法院的执行过程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法院的司法过程也是一个释法的过程,通过向被执行人释明其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能够向特定的被执行人与不特定的人民群众进行普法宣传,有利于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推动信用社会建设的实现。随着执行手段强度的升格,对于存在侥幸心理的被执行人,威慑能够增加其压迫感,促使被执行人积极主动履行债务。在威慑未达效果时,则应当发挥强制执行的惩戒作用。考虑到执行工作中同样应当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公权力过度行使,在执行工作中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的理念,应当严格遵循比例原则平衡执行与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

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与狭义的比例原则。执行工作中贯彻适当性原则,要求执行法官时刻牢记执行的目的是让被执行人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一切工作都应以此为重心,一切措施与手段也应围绕该目的展开。必要性原则则要求执行法官在执行工作中当有必要采取措施时,选择对被执行人损害最小的方式,减少因采取强制措施而对被执行人所带来的“二次伤害”。狭义的比例原则要求执行过程所采取的手段应当与执行的目的相符,谨慎行使裁量权。

(二) 企业产权保护的内涵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文件指出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的机会。2019年10月,国务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旨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2021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将企业产权保护再度写入了中央文件,着重强调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保护。通过以上文件与规定,可以看出企业产权的保护已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深度重视。

企业产权的相关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上个世纪提出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罗纳德·科斯认为,产权是对物品必然发生的不相容的使用施加的人为的或强制性限制,而且是对这些使用进行选择时的排他性权利分配。由此可知,产权这一概念既有经济学层面上的意义也有法学层面上的意义。在经济学层面上,产权指的是对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一束权利从法律上予以保护和产权主体权益保障的制度安排。而在法学层面,产权则体现出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不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产权的保护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因此对于企业产权的保护无论在合适都具有必要性。

通过对产权内涵的理解,可以得知清晰的产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激励性的作用,完善的产权保护能够促进企业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对于企业来说,交易成本的多少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企业产权的保护,能够使企业对于未来可能存在的交易产生清晰地规划,并同时能够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产权纠纷,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减少企业陷入困境的风险。

(三) 善意文明执行和产权保护的关系

在当前,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经济建设与法律保障。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对企业产权的保护,而在对企业产权保护的进程中也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完善;完善的法律制度能够为经济的蓬勃发展保驾护航,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为企业产权的保护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环境。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作为法律制度组成部分的执行工作中,要对任何企业的所有产权进行无差别、全方位的保护吗?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离不开对善意文明执行和产权保护的关系的辨析。笔者认为善意文明执行与产权保护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方面,善意文明执行与产权保护在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其目的均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建设更加和谐的营商环境。不保护产权的执行工作难以称之为“善意文明执行”,缺乏善意文明执行的产权保护也难以说是保护到位。善意文明执行强调执行工作的手段与措施要符合“善意”,而产权保护更加强调结果的公正,善意文明执行与产权保护是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当执行工作符合对产权保护的要求时,企业对于执行工作的态度由抵抗转变为配合,自然大大减小执行的难度,便于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而当执行工作符合善意文明执行的标准时,对于企业限制的不良后果被降到了最低,保障了企业的交易机会,自然有助于产权保护。因此,善意文明执行与产权保护二者是紧密联系,并且相互融通的。

另一方面,善意文明执行与产权保护仍然存在着冲突与矛盾。诚然,在执行工作中妥善处理申请执行的企业与被执行的企业之间的矛盾关系,促使双方顺利达成和解,执行目的得以实现是我们不断的追求。但是,在不少场景下涉诉双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被申请执行的企业因经营困难无法支付所欠款项时,申请执行的企业往往也因为现金流的不畅而陷入困境,此时若过分强调对被执行企业的产权保护将可能导致申请执行企业陷入更大的风险。在当前背景下,善意文明执行与产权保护对于法院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院的人力资源是有限的,二者兼顾的情况下必将消耗更大的人力成本。另外,有些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因为经营方向与经营理念的落后本该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被淘汰,一味强调产权保护反而不利于善意文明执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目的的实现。如何在既能兼顾善意文明执行与产权保护的情况下,解决法院案多人少的结构性矛盾,又将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善意文明执行与产权保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执行工作中妥善运用比例原则,在维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通过权衡利害,力求达到二者的兼顾。最终实现这一共识,即善意文明执行是对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的准确回应,产权保护是营造良好的法治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

二、 当前执行程序中企业产权保护面临的问题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发布的《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对于营造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提出了要求,要求在执行工作中严格依法采取措施,同时严格区分责任财产。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意见》中对于查封、财产变价、执行和解、破产重整、纳入失信名单和限制消费措施、案款发放均进行了规定,涵盖了执行的全流程,具有全面的指导性。在执行过程中,关于企业产权的保护方面笔者重点关注了执行转破产以及超标的查封问题,以期通过分析对实践中的困局有所帮助。

(一)执行转破产问题

《意见》的第四部分提出了“要加大破产保护理念宣传,通过强化释明等方式引导执行债权人或被执行人同意依法将案件转入破产程序。对具有营运价值的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破产和解解决债务危机,充分发挥破产制度的拯救功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平衡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员工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通过市场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和社会整体价值最大化。”但是,在当前执行实践中,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存在以下问题:

1、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很难同意移送破产;

笔者办理的一起申请执行人为银行,被执行人为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案件过程中,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的十套别墅,在财产发布拍卖公告的前一天,被执行人申请执行转破产,并提交了所有者权益为负数的上一年度资产负债表,但申请执行人坚决不同意,虽然申请执行人对上述房产均享有抵押权,但是破产程序漫长且影响到其利息的受偿。从有财产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的角度来看,其不同意转破产是理所当然的。加大破产保护理念的宣传肯定是应当的,但是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如何衡平,被执行企业能否救活,这些都必须在执行实操中仔细加以研究。

2、被执行人往往存在以破产达到中止执行的嫌疑;

还是上文中提的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在财产上拍的前一天申请执行转破产,抛开企业是否真的资不抵债不谈,从申请的时间节点来看,不能不让申请执行人和执行法院对其真实目的产生合理怀疑,类似的案件在实践中大量存在。极端一点的案例,是在发放案款的当天,执行法院收到了破产中止执行的裁定,案款发放往往中止,甚至有的案件破产文书尚未收到的时候,破产法院电话通知执行法院先等等破产审查。因为一旦某一家执行法院作出执行转破产的决定或者破产法院立案裁定受理破产案件,其他相关执行法院的执行程序全部中止,这样给被执行人以足够的时间进行拖延。这项本来是“发挥破产制度的拯救功能,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的制度,在司法实践总往往成为了被执行人不断拖延执行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3、执行法官在判断是否符合移送破产存在较大难度。

从以上两点的问题分析来看,在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中,是否移送破产,当事人双方往往是尖锐对立的,这时候往往需要执行法官对被执行企业是否资不抵债或财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作出判断。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1)被执行人为企业法人;(2)被执行人或者有关被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书面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3)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上述三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在执行实践中,执行实施法官需要对“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在案件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时候,往往较为简单,但是遇到案件中有财产可供执行,财产尚未变现完毕,是否能够足额执行并不明朗的时候就存在较大难度。还是上文中提到的案件,笔者在执行过程中,针对被执行人提供的上一年度的资产负债表,转门咨询了破产法庭的法官,答复是“破产的审查,不能简单以一张资产负债表作出决定,需要综合被执行人名下所有财产、所有涉及的案件、所有对外负债综合考量”,从这个答复看,破产审查需要较高的业务知识水平,对一个执行实施法官而言,要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破产审查标准,这在中国目前的执行实践中是完全不现实的。退一步讲,若按照标准进行仔细认真的审查,会耽误掉执行时机,甚至侵害到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制度要达到其保护企业、救活企业的初衷,在实践中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和法律空白,尤其对执行法官如何衡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二)超标的查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切实解决执行难”重大决策部署,全国法院攻坚克难,如期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执行工作机制、模式和方式发生历史性变化。但同时,在加大强制执行力度的同时,也出现了超标的查封、乱查封等乱象,给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带来了不良影响。这不但难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产权保护的精神,也不利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发展,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更是对践行公正司法、司法为民,完善执行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商场如战场,近年来频频发生多起因为严重超额查封致使企业资金链断裂,开发建设经营活动全部停滞,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诱发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实践中,也不断出现了以超额查封公司资产向申请保全人承担赔偿责任甚至向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案例,无论如何,企业受损甚至被逼垮是我们不愿意再看到的惨剧。

判定是否存在超标的查封的情形,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

1.查明涉案标的额是多少。涉案标的额是当事人申请查封的基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法院查封的标的应控制在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加执行费用之和之内,允许有些许的查封空间,只是不得明显超出而已。

2.评估被查封财产的价值。与涉案标的相对称,查封财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涉案标的,比较被查封财产的价值与被查封财产价值的差额。

3.要正确确定涉案标的额与查封财产价值之间的差额,只有明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形,才符合法律规定的所说的“超标的查封”。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超标的具体限度,这就要求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定。一般而言,对所查封财产的价值判定,需结合诸如财产现状、面积(数量)、市场交易平均价格(或备案价)、财产是否设立权利负担、保全顺位等因素综合认定,进而判定查封、冻结的财产价额与债权金额是否大体相当,且查封财产在处置变现过程中还存在降价、支付相关税费等问题。

三、执行程序中企业产权保护的路径探究

(一)超标的查封问题的解决方式

1.保障异议权的行使,依法评估查封标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法院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提出书面异议。在法院进行查封之后,如果案件中的被执行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若未进行依法评估的,应当委托有评估资格的相关机构对涉案标的进行评估。对于未进行依法评估即驳回被执行人异议的,应当通过裁定说明原因。对于评估结果与被执行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预期结果不一致的,应当向其说明财产变现相关费用、拍卖折价等其他可能影响是否超标的结果的因素。

2.执行担保、分割登记、灵活查封多措并举

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被执行人提供担保并且申请执行人同意的,可以依法解除查封。《善意文明执行意见》中规定,对于不动产可进行分割登记的,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分割登记并及时对超标的部分进行解除查封。同时,《善意文明执行意见》对于法院灵活查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使用不会对财产价值产生明显损耗的可“活封”,应当允许企业正常使用进行生产经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缓解企业所处的困境。因此,在实践中,若被执行人认为法院的查封超过执行标的的,在其向法院提出异议后,执行法官应当审慎研判,在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后尽快运用以上方式避免超标的查封问题。

(二)涉营商环境执行和解工作的机制设计

1.商事案件执行中第三方调解的可行性研究

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自愿达成的,可依法改变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义务主体、标的、期限、地点和方式的一种执行手段。执行和解协议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就执行事项或债务履行达成的协议。在当前的执行工作中,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可以申请中止执行。在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人民法院不再恢复执行,执行程序宣告终结。而若当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即可向法院申请恢复原执行依据的执行。在这一情况下,产生了备受理论界与实务界争议的问题,即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未规定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或法院依职权强制执行,而是规定了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的不同,是由于对执行和解的性质认识不同所决定的。有学者认为,一方当事人未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被执行和解改变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则没有消灭,因此应当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但若认为执行和解协议可以改变原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那么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时原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已经消灭,当执行和解协议未履行或未履行完毕时,则不存在恢复原执行依据执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涉营商环境下执行和解的效果。

在商事案件的执行工作中往往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执行标的较为复杂。与其他被执行人仅有金钱给付义务案件的执行工作不同,商事案件的被执行人往往除金钱给付义务外,还有许多的行为执行内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极为复杂。其二,执行标的金额巨大。商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款、货款等其他款项,以及附带的利息及迟延履行金,合计金额动辄百万、千万人民币甚至上亿、数十亿人民币,即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履行期限也往往较长。其三,案件影响力较大。涉案的不少企业除为当地提供了不少的税收之外也解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倘若执行和解协议达成,被执行企业得以存续,在解决了法律问题之外也解决了社会问题。由于商事案件执行工作的特点,以及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要恢复原执行依据的法律规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同时得到双方认可并具有稳定性、可操作性的执行和解协议至关重要。法院的执行部门对于具体的商业经营不甚了解,因此第三方介入居中调和促进当事双方达成和解便应运而生。

在客观上来讲,第三方介入居中调和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具有法院调解所不具有的先天优势。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当涉案的当事双方具有和解意愿,但一时无法就和解协议达成一致时,执行法官往往由于欠缺涉案行业的经营管理知识,通常难以推进和解协议的达成。而在 和解过程中的第三方,对于该行业的运作以及企业资产的管理具有专业性,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比较符合实际,容易被双方所接受;另一方面,第三方的身份具有权威性,其中立的态度与公正的身份提出的和解协议也较易被双方信服。因此,在商事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引入第三方参与和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关于第三方应该由谁来担任,争议颇大。有观点认为,应当由各地方投融资商会、工商业联合会等服务性组织参与。但笔者认为,第三方由以上服务性组织担任诚然合适,若一味将和解的可能交给服务性组织,恐有法院推卸责任之嫌。笔者认为,在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任何服务性组织、企业与个人均可以参与促成涉案双方达成和解。因为第三方介入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不是结束,人民法院对于和解协议应进行司法审查。一般来说,和解协议是对于“生效判决”的“限缩”,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债权人权利的损耗。债权人可能由于多种原因,如他方干预、债权实现效率等因素进行妥协,这属于对其个人权利的放弃,法院应当认定和解协议有效。但是,可能存在着债权人对于和解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被胁迫的情形,其对于和解协议的认可并非基于其真实意思表示,法院应当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同时,基于效益的目的,在促成和解协议或依据和解协议履行的过程中,还可能存在被执行人隐匿财产、毁损财务,使申请执行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形,这一情况下人民法院也有必要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

2.第三方介入下执行工作的运作机制

在执行过程中,当被执行人在当前不具有履行能力,但仍有履行意愿时,会请求与申请执行人与其达成和解协议,通过对债务履行方式、数量、时间等进行调整来达到履行完毕的目的。此时,申请执行人的意愿对于能否达成执行和解至关重要。根据申请执行人的意愿,最终的结果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申请执行人始终不愿意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被执行人依法进行强制执行;第二种情况,申请执行人在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和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之间并无明确态度或对达成和解协议未持否定态度时,执行部门应将强制执行可能的结果告知申请执行人,并根据申请执行人的意愿做最终选择;第三种情况,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资不抵债的情况表示理解,并愿意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时,人民法院应当积极促成和解,为企业产权的保护和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助力。

当涉案双方具有和解意愿时,若双方有共同认可的第三方组织或企业,可自行邀请第三方参与和解协议的沟通;当涉案双方具有和解意愿,对于第三方的选择难以达成统一意见时,人民法院可从服务性组织或其他合适企业中进行选择,推动涉案双方和解协议的达成。倘若和解协议通过沟通无法达成,应恢复原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笔者认为,对于和解协议的审查应当由与该执行案件无关的中立的执行法官进行,以杜绝部分执行人员秉承案结事了的态度对和解协议仅进行形式性审查,而忽略债权人利益的情况的发生。中立的执行法官除审查和解协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外,还应当以和解协议确定的权利义务为限由债务人证明己方的清偿能力,确保和解协议的履行的稳定性。

(三)引入第三方资金盘活企业的做法探究

如果说第三方介入参与执行中的和解法院是处于“被动”状态促成企业产权保护的话,那么引入第三方资金盘活企业法院则是处于“主动”状态积极作为保障企业的维系与经营。

在执行工作中,诸如房地产开发商经营决策失误、管理不善或者现金流断裂导致开发项目难以继续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一现象引发的各种款项拖欠、合同违约等纠纷接踵而来。该类案件涉及利益主体数量众多,涉案标的巨大,处理解决极为复杂。若无法良好解决,将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在保证债权人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引入第三方资金盘活“濒危”的债务人,实现更长期的合作和更长远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以往的工作模式下,仅仅依靠法院于涉案双方的努力显然是不够的,即便债权人对于还款期限无限期延长,对于还款方式极尽各种灵活的途径的让步,有时也无法挽救债务人无力偿还的现实。以法院牵头搭建资产处置平台盘活资产,变“被动”为“主动”,使涉案双方俱损转变为债权人、债务人、第三方均受益,才是该类案件的“新出路”。

在具体的执行工作中,执行部门与审判部门应加强工作上的联系与衔接,对于工作中掌握的涉案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充分的沟通,研判债务人当前处境,并找到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的原因。对于企业曾经经营状况良好但重大决策失误导致遭受危机的,或者企业经营方向在未来发展前景较好等企业,可通过平台寻找是否有第三方企业或者政府有意愿进行融资,运用社会力量将企业当前所遭遇的主要矛盾解决。

 


 
责任编辑:北京二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