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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民事快审案件裁判文书简化——兼顾裁判文书功能与机器语言逻辑的样式重构
  发布时间:2021-10-12 13:55:40 打印 字号: | |


引言

裁判文书的改革历来是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以下简称《五五改革纲要》)指出,要进一步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健全完善立体化、多元化、精细化的诉讼程序,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在《五五改革纲要》精神的指导下,各地纷纷试点繁简分流机制。一些城市在将中院案件纳入繁简分流的范围,在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二审快审机制。根据2020年《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繁简分流试点办法》),完善简单案件简化审理机制,是本次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重要内容,大力优化和规范简化审理机制,进一步明确简化对象、简化环节、简化方式和简化效力。民事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对民事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界、实务界对于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讨论多集中于一审程序,对于二审裁判文书的体例讨论甚少,导致快审案件中一、二审裁判文书存在体例上的脱节,二审文书篇幅冗长、撰写和校核花费的时间比重大,与民事诉讼繁简分流改革趋势格格不入。依托信息技术的智慧法院系统建设为民事裁判文书的简化与智能生成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最佳契机,在此背景下,探索在智慧法院系统中完善裁判文书生成系统,以创建适合二审民事快审案件的文书模板为架构,智能生成高准确度裁判文书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现行二审民事裁判文书体例与繁简分流改革趋势存在脱节

笔者所在的X市为民事诉讼快审试点,快审机制首先在各基层法院实行,随后X市各中院亦设立快审团队,对中院符合条件的案件进行快审。从X市二审快审机制的实践来看,案多人少的司法供需矛盾在快审团队表现明显。该市除专门法院E中院外,各院快审团队承担了全院28%-65%的案件量,而快审团队人员配置占全院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均不足15%。 快审机制实践表明,快审案件诉讼各环节均有进一步简化、加速的余地,而作为出口环节的裁判文书更是如此。现行二审裁判文书的体例与繁简分流改革趋势存在脱节,成为了“快审不快”的重要原因。

(一)现行二审裁判文书内容重复冗长,简案文书依然“不简”

根据2016年《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二审裁判文书除了标题与落款,正文部分为包括首部、上诉请求、答辩意见、一审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审法院裁判理由及裁判结果、二审裁判依据、裁判主文、尾部的固定结构。其中,“一审事实认定”及“一审法院裁判理由”部分与一审裁判文书高度重合,二审文书绝大多数为原文粘贴,使得二审裁判文书冗长且与一审文书大篇幅重复。根据X市审判系统中对该市B中院快审团队2019年7月15日至2020年6月14日期间工作量的数据统计,该团队6298件二审民事快审案件中,文书长度小于5页的占比仅为17%,主要为三裁案件,即裁定驳回起诉、裁定不予受理与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的上诉案件;文书长度在10页以上的占比高达44%。 可见即使是经繁简分流被分为简案的案件,其裁判文书依“不简”。

(二)一、二审裁判文书实践脱节,衔接不畅

2012年以来,全国各省市基层法院就在一审民事简易程序案件和小额诉讼程序案件上针对裁判文书的简化作了诸多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了令状式、表格式、要素式三种主要简化文书的类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繁简分流机制下,简易程序案件很大部分流入二审快审团队,意味着二审快审案件中有不少一审使用的是简化文书,而二审裁判文书仍固守传统文书样式,鲜有突破。面对一审的简化文书,二审常规裁判文书显得无处下手,一、二审文书在衔接上出现了脱节。

(三)文书智能生成系统掣肘于人工智能语义识别困境,无法提供有效助力

现阶段,全国各地法院都在大力开展依托信息技术的智慧法院建设工作,其中裁判文书智能生成系统依靠人工智能手段服务于司法工作,通过程序自动生成裁判文书,减少个案人力投入成本,提高文书撰写效率。然而,人工智能中的语义识别环节严重制约了智能生成文书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初建阶段的文书智能生成系统尚难以应对复杂的文书,无法普及适用,目前还未能实现规模性的节省人力。

1.系统智能生成的二审裁判文书错误率较高。

二审裁判文书基于上诉状、答辩状、新证据、一审文书、二审立案信息、庭审笔录等文本或系统信息生成,除了上诉状、答辩状、新证据等当事人提交材料存在缺乏规范性等问题外,一审裁判文书、庭审笔录的表达统一性、结构性缺失亦是造成智能生成二审裁判文书错误频出的主要原因。以一审法官对当事人的描述为例,有的惯于采用“原告”、“被告”、“第三人”等身份性指代称谓,有的直接采用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有的采用指代称谓加当事人姓名或名称,还有的会交替使用上述指称,再加上在某些语境下(如法条中)“原告”“被告”“第三人”等词语并不具有指代个案当事人身份的含义,程序的提取规则无法穷尽列举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现有的语义识别技术无法区分和确认不同术语表达的真实含义,难以适应千姿百态的表达方式,从而影响了智能生成文书的准确性。

2.系统智能生成的二审裁判文书不完整、利用率较低。

现有文书智能生成系统存在(1)首部中关于开庭情况及出庭人员情况无法准确抓取并形成规范表达;(2)上诉请求与事实理由部分全篇抄录上诉状,缺乏有效总结概括,不符合裁判文书准确性、严肃性要求;(3)被上诉人辩称或原审原告/被告/第三人述称等内容只能提取格式化内容,无法体现个案差异性;(4)全篇复制一审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认为部分,没有取舍,没有详略,无法根据二审当事人地位智能修改当事人称谓;(5)二审本院认为部分抓取的类案裁判依据匹配度不高张冠李戴等问题,导致文书生成却只能弃而不用,或仍需投入较大精力修改、校核。

(四)裁判文书撰写、校核占据办案时间比重大,成为二审快审机制的桎梏

裁判文书的形成离不开草拟与校核两个必不可少的步骤。,现行二审裁判文书存在的上述三个问题,不仅使得文书草拟、撰写阶段工作量大,还额外增加了文书校核的工作量,随之而来的还有错误率的升高。针对X市B中院快审团队的调研数据显示,就二审民事快审案件,办案人员在阅卷、庭审、调解、合议、撰写文书、校核文书六项流程上花费的时间约为3:5:2:2:6:2,撰写与校核文书花费时间占比达到40%。 合理适当地简化裁判文书可有效减少个案文书撰写、校核时间,对于提升二审快审办案质效具有重要意义。


    二、二审裁判文书体例简化的价值导向

我国民事裁判文书体例结构程式化程度较高,但不能因此而将裁判文书体例当成一个“闭合的系统”。二审裁判文书体例应做合理简化,以适应繁简分流的改革趋势。然而其简化亦应遵循一定的价值导向,寻求科学的简化方向,避免“为简而简”。

(一)繁简分流改革背景下二审裁判文书功能的重新检视

对民事案件和诉讼程序进行繁简分流,其目的在于以合乎理性的规范缓解司法资源和司法需求的剧烈冲突,从而使不同案件获得不同的程序保障。 快慢分道后被分到快车道上的案件,其诉讼程序亦当符合“最低程序保障原则”,即无论利益衡量的结果表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多么重要,个人获得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的权利不得牺牲。 具体到裁判文书,作为诉讼程序的出口,其繁简分流势必也需有所取舍,但这种取舍亦应当有所侧重,实现其最基本的功能。

1.裁判文书的功能

公众对裁判文书的功能经历了认识上的变化。历史上,裁判文书仅仅被视为向诉讼当事人宣布裁判结论的书面告示,随着现代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和裁判文书公开全面实现,裁判文书被视为展示现代法治社会诉讼民主、程序公开、司法公正的重要载体,亦被赋予了更加多样化的功能。一般来说,裁判文书功能包括:体现立法精神、告示裁判结果、记录诉讼程序、认证案件事实、宣示裁判理由、示范行为准则、管理司法资源。 但是在繁简分流改革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是否每一份文书都需要同时实现上述功能。

2.基于受众的功能侧重选择

对于功能多样化的裁判文书而言,其受众亦是多样的,不仅包括诉讼当事人,也包括司法人员及社会公众。不同的受众对于裁判文书功能的关注点亦有所不同。当事人是诉讼启动的主体,也是裁判结果的直接承受者,与裁判结果有着最紧密的利害关系。因此,裁判文书的受众首先应当是当事人。繁简分流改革的目的在于快慢分道,简案简审、繁案精审,其重要的目标在于快速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因此繁简分流、快慢分道后的快车道上的案件裁判文书功能更应侧重于当事人。而对于当事人而言,裁判文书系其息讼服判的重要依据,那么裁判文书应侧重当事人的关注点,即侧重于实现告示裁判结果、记录诉讼程序、认证案件事实、宣示裁判理由的功能。二审裁判文书的体例简化应当以不减损裁判文书基础功能为原则。

3.功能导向下裁判文书体例的简化亦是域外实践的趋势

日本司法界亦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开始对裁判文书的体例及裁判依据的撰写要求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裁判文书样式相对于传统文书样式来说,最突出的变化是以不致损害判决书说理及论证的功能作为前提条件,更加强调内容篇幅的简洁,并力争着眼于日常生活的常识性理解。我国台湾地区2013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就判决书记载事项及内容的规定亦明确裁判文书精简之要求:“……事实项下,应记载言词辩论时当事人之声明,并表明其声明为正当之攻击或防御方法要领。……一造辩论判决及基于当事人就事实之全部自认所为之判决,其事实及理由得简略记载之。” 尽管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其裁判文书以旁征博引、说理深刻为特色,一系列判决成为各国法学院学者拜读材料,但这仅体现了美国民事诉讼裁判文书繁简分流的一面。美国民事诉讼中决定裁判文书“繁”或“简”的标准不是案件事实的复杂程度,亦不以涉及程序问题或实体问题为区分,而是根据案件是否有向当事人、上级法院及公众制作释法析理的价值而定,如关于宪法及其修正案下相关争议的解读。事实上,美国绝大部分案件以“简”的方式作出,文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告示裁判结果,一审裁判中大约95%为独立存在的司法命令,无需制作意见书,甚至还有更简单的“背书命令”,把命令直接写在含有相关请求的书面文件的背面,审判人员落款后即为化解争议了。

(二)机器语言逻辑下二审裁判文书体例的反向适应

目前,文书智能生成系统运行过程一般由卷宗扫描-OCR文字识别-系统互联-信息提取-类案检索-模板填充-文书生成等环节组成。上述环节主要涉及特征检测技术、特征提取技术、模式匹配技术、语义分析技术四个方面,在当前技术背景下,从卷宗扫描到文字识别再到审判系统互联,这些环节不受个案具体内容影响,逐渐优化的程序基本可以满足裁判文书所需。但智能生成的裁判文书由程序抓取信息通过法律语义分析技术进行智能判断分析后填充在相应模板中所得,在文书智能生成系统中,语义分析技术是最关键亦是最薄弱的环节。

1.语义分析技术的突破无法一蹴而就

(1)裁判文书智能生成项下的语义分析技术主要由三个层面的关键技术配合完成。一是法律要素结构的搭建及应用技术,即在《人民法院案件信息业务标准(2015)》及分析具体案件的基础上搭建法律要素结构;二是底层要素分析技术,根据对裁判文书参考样式、相关法律法规、案例数据及实例文本的分析,形成当事人信息、庭审信息、诉辩要素、事实要素、争议焦点、裁判依据等相关情形的底层要素结构,并通过分析具体要素在批量文书中所处的语言环境,总结出常用场景形成固定的提取规则,从而基本实现底层要素结构中简单要素的智能化提取;三是文本合成技术,即加工人员按照获取的数据进行单一模板的配置(分案由或裁判文书类型),形成对应的模板集,之后再按照获取的数据在模板集合中进行文本的替换和重新组成。语义识别技术困境的突破需不断提升语义识别技术下以案由、文书类型等为区分的裁判文书规则的建模能力,结合自然语言处理、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将无序的非结构化信息转换为满足二审文书需求的结构化数据。

(2)语义分析技术受专业知识库及人工智能大环境影响。语义分析通常需要知识库的支持,知识库中预先定义了一序列的实体、属性以及实体之间的关系,用以支撑法律要素结构的搭建及为底层要素分析提供逻辑指引。法律语言尤其是承载司法功能的裁判文书语言较一般文本语言更加复杂、严谨,因此法律语义分析技术对专业知识库和智能分析技术的依托更为强烈。现有法律语义分析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二审案件的上诉状、答辩状、新证据等前置数据和庭审笔录及一审裁判文书等内容进行智能判断分析的能力不足。法律语言的复杂性影响了语义识别的精准性,从而制约提取规则的完善。只有提取规则不断完善,才能保障对差异性个案智能生成文书的准确性与完整性。目前人工智能在我国司法领域的实践中存在法律数据不充分、不真实、不客观、结构化不足,算法隐秘低效,法律人才与技术人才疏离,缺乏知识互通等问题。 其发展变革之路将是长期的、艰巨的。

2.文书样式简化,符合机器语言的结构化特征与裁判语言的功能性要求

传统裁判文书样式是以手工作业式司法审判为前提的,其体例设计及行文结构根据审判人员撰写文书时对案件各基本要素按时间顺序进行梳理及叙述的习惯形成。人工智能触角伸向各个行业,智慧法院建设的不断深入使司法审判工作走向自动化、机器化成为时代发展趋势。自然语言在逻辑关系、语法、语义等方面的复杂性、歧义性、动态变化性使得自然语言与机器语言之间的交互充满阻碍。

通过简化裁判文书、调整文书样式,其一,缩小语义识别的对象及范围,减轻系统智能分析的负担。语义分析的目标是通过建立有效的模型和系统,实现在各个语言单位(包括词汇、句子和篇章等)的自动语义分析,从而实现理解整个文本表达的真实语义。简化样式的裁判文书将传统文书中未承载功能性价值的组成部分予以舍弃,较大比例上减少了系统需要抓取和智能分析的文本对象;将各环节各要素化整为零,使系统对信息的抓取、分析与填充从以篇章为单位转化以句子、词汇为单位,大大降低了语义分析的难度。其二,抛弃传统文书样式的叙述性、故事性阐述,重点突出文书各要素的结构性、功能性表达。新样式下文书的裁判语言具有了结构化特征,更加靠近机器语言逻辑,使裁判文书中的相同或类似信息具备人工智能易识别、易抓取、易分析的特征,能够提升文书准确性与完整性,提高系统适用效率。

3.文书样式简化,将反作用于司法审判领域人工智能的运行与优化

传统手工作业式的司法审判走向现代的机器化作业似乎不可避免,但期待人工智能语义识别的巨大飞跃,或者在现有文书样式下裁判文书真正一键生成的时限还是未知数。与其守株待兔,不如从司法工作者审判实践出发,寻找破解现阶段文书智能生成系统语义识别困境的出路。人工智能必然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只有先让系统有机会在实践中真正运行起来,才能让程序有更多在法律及司法裁判领域深度学习、逐步完善提取规则的机会,优化底层要素分析技术,从而提升语义识别能力,促使智能生成系统按照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趋于完善。不难预见,人工智能未来将在司法辅助性事务及裁判结果的预判上大有作为,但司法是具有经验和价值判断性质的工作,从大数据到裁判结果的通道是通过论理将案件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证据规则、裁判尺度、意识形态等连接的过程,在有限的未来人工智能难以替代这一过程。因此,从技术上提高智能生成文书的利用率,健全法律统一适用和结果预判机制,将法官从重复劳动和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使法官得以将其智慧与精力投入到裁判文书的说理中,既符合当下民事诉讼繁简分流的初衷,亦符合人工智能时代发展趋势。标准化、规范化的结构式裁判文书,亦能为下游业务如类案检索、司法案例统计分析等大数据研究提供全面、高准确度的基础数据,助力类型化案件中实现以裁判规则、审判经验归纳为基础的智能化研判。

三、兼顾裁判文书功能与机器语言逻辑的二审裁判文书体例简化

(一)裁判文书功能导向下的要素精简

目前二审裁判文书体例结构较为固定,包括标题、正文与落款。标题与落款均系裁判文书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体例上的简化主要集中于正文部分。正文部分是裁判文书的主体,内容繁杂,包括了大部分程序与实体事项。

1. 精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裁判理由”

从上表分析可得,应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裁判理由” 两部分省去不表。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如上文所述,内容重复冗长是现行二审裁判文书的突出问题,而这一问题正集中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法院裁判理由”两部分。实践中,二审经审理发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裁判理由并无不当的情况下(由二审案件的发改率可知,此种情形占据很大比例),二审裁判文书中直接复制该两部分的内容,实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第十六条中“不必要的重复”,略去这两部分对于实现裁判文书基础功能并无减损。

第二,有助于降低裁判文书错误率。由于一、二审程序中审级不同,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亦有所不同,加之不同法官对于当事人指代称谓描述习惯也有所不同,二审文书复制“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裁判理由”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二审的需求对这两部分内容中诸多环节作出统一修改,容易出错。略去这两部分即可减少此种错误率。

第三,为文书智能生成系统“减负”。从篇幅上来看,虽然正文记录诉讼程序部分事项较多,但成文后篇幅并不长,包括当事人信息在内,诉讼程序部分一般不超过一页。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裁判理由”部分一般篇幅较长、内容较多。如上文所述,文书智能识别系统语义识别的困境集中在无法区别和确认不同表达的真实含义,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裁判理由”这两部分存在大量文书智能生成系统难以识别的语境,略去后可以大大降低文书智能生成系统识别难度,为其“减负”。

2. 二审经审理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有误亦不影响简化文书中这两项要素的精简

略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一审裁判理由无法回避如果二审经审理发现一审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有误,该两部分是否仍应略去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应当分情况区别讨论。二审认定一审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有误,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为发回或改判,二为一审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二审予以维持。第一种结果下,二审对于一审裁判结果持否定态度,为彰显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的功能,二审不应当适用简化裁判文书,亦即不存在是否保留“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裁判理由”的问题(下文将有详细论述)。第二种结果下,一审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仅存在瑕疵且不影响一审裁判结果的,二审可以在二审认定事实部分对一审加以修正,至于法律适用问题可以在二审裁判理由部分加以阐述,因此亦无全文引用一审法院认为与一审裁判理由的必要。

3.关于当事人于二审中提交新证据的问题

新证据规则现已实施,其删掉了此前证据规则对“新的证据”的严格要求,故新的证据不再具有特别的含义,未在以前的诉讼过程中出现过的证据,原则上都属于新的证据。当事人于二审提交新的证据的门槛大大降低,快车道上的二审案件此种情况亦应不在少数,法院无法通过证据失权规则拒绝对其加以认定。且二审中,当事人对其提交的新的证据尤为关注,二审法院势必要对其认定加以评判,因此这一部分不可省略。

(二)机器语言逻辑下文书的结构化调整与样式重构

现阶段,文书智能生成系统设置的模板以2016年《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为基准。从《民事诉讼文书样式》中样式的体例结构来看,现行二审裁判文书固有样式均为叙述型的文书,即使首部这一主要功能为记录程序事项的部分,也是通过语句与段落来呈现。叙述式文书的优点在于能够体现裁判文书行文的连贯性、完整性。但机器语言是经过严格定义的标签化的符号语言,对于文书智能生成系统而言,正确识别、分析、抓取裁判语言的逻辑结构、语法、语义,正是其目前尚未能得到普遍适用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不减损裁判文书功能的前提下,设计结构化的裁判文书样式,将裁判文书中各个要素进行标签化整理,使裁判语言更加靠近机器语言,符合机器语言的运行规律,降低人工智能语义识别的门槛,是当下扬人工智能之长补语义识别之短的积极举措。

如表1所示,二审裁判文书的正文部分模块化突出,具备结构化改革的基础。将各要素提取陈列,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过渡、照应与连接的表达,对于文书智能生成系统而言,其根据标签化的要素对应系统中的立案信息、上诉状、答辩状、新证据、庭审笔录、一审文书等文本内容确定提取规则提取相应信息后置入各标签位置即可,无需将信息合成句或段,降低对文本合成技术的要求,对于智能生成文书错误率的降低亦有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案件信息结构化陈列并未减损文书功能的实现,反而更加一目了然,提高阅读效率。

(三)民事二审裁判文书体例简化的适用范围说明

1.民事二审快审案件原则上适用简化文书

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具有一体化特征,快慢分道后快车道上的二审案件在符合程序保障的要求下,诉讼程序各个环节都应作适当简化。各地实践中对于二审案件的快慢分道亦有相对明确可操作的标准,二审裁判文书作为诉讼程序的出口,其体例简化的标准亦应当与二审快审案件保持一致,方能真正实现繁简分流的目的。也就是说,二审快审案件原则上均可适用简化后的裁判文书体例。但考虑到即使是二审快审案件,亦存在一些不适用简化体例文书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建立二审裁判文书体例简化的负面清单。

2.适用简化文书案件的负面清单

其一,从程序事项看,案件存在中止诉讼事由的,不应当适用体例简化文书。根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诉讼中止的情形主要为一方当事人因死亡、注销、丧失行为能力或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需要等待适格诉讼参加人的情形。此种情况下,其程序性事项应更加记载完备,而新加入的诉讼参加人对于一审诉讼并不如前当事人了解,因此其需要一份内容完整、体例完备的二审裁判文书。

其二,从二审裁判结果看,二审发改的案件亦不应当适用体例简化的二审文书。首先,二审发改意味着对一审裁判的否定,体现的是二审监督审程序的功能,对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影响相对较大,此类案件的文书功能不仅仅侧重于当事人,还应面向全体受众,具备二审裁判认证案件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示范行为准则、管理司法资源、体现立法精神的功能。因此,不应该适用简化文书。其次,从裁判文书公开的角度出发,二审发改意味着一审裁判文书将不再生效,亦不会向社会公众公开。除程序性错误造成的发回案件外,发改案件一般具有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法律适用存在争议、裁判尺度不统一等特征,若此时二审裁判文书做体例简化,将“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审法院裁判理由”等部分略去,将不利于当事人及案例参阅者对案件裁判依据及裁判结果的理解,亦不利于司法统计研究和大数据时代机器学习,同时也丧失了公众对于案件监督的可能。

结语

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智慧法院成为了可能,文书智能生成系统的探索为二审快审机制提供了加速的动力。但在人工智能掣肘于语义识别困境且其突破无法一蹴而就的情况下,二审快审裁判文书不妨主动向人工智能对其提出的期待靠近,在不减损其应有功能的前提下,精简要素,并用更加结构化的方式重构二审快审裁判文书样式,让人工智能尽可能发挥其潜能,真正实现繁简分流机制的应有目的。


 

 
责任编辑:北京二中院